如果说明代海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么，清朝曾国藩则是一个现实主义（或者说务实主义）者。有一件事，颇能说明曾国藩与海瑞行事风格之迥异。

清同治三年（1864），湘军从太平军手里收复南京。原先因为洪秀全“禁妓”而逃到上海租界的秦淮河妓女纷纷跑回。一时间，秦淮河大有恢复往昔桨声灯影之盛的苗头。这可急坏了江宁知府涂宗瀛。涂进谒两江总督曾国藩，力请出示（出告示）禁止，谓不尔，恐将滋事。据曾的幕僚欧阳伯元回忆：

文正笑曰：“待我领略其趣味，然后禁止未晚也。”一夕公微服，邀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至，同泛小舟入秦淮，见画舫蔽河，笙歌盈耳，红楼走马，翠黛敛蛾，帘卷珍珠，梁饰玳瑁，文正顾而乐甚，游至达旦，饮于河干。天明入署，传涂至曰：“君言开放秦淮恐滋事端，我昨夕同李小翁游至通宵，但闻歌舞之声，初无滋扰之事，且养活细民不少，似可无容禁止矣。”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有“为政在养活细民”一条，谓曾文正公开放秦淮灯船一事，与汉初曹参“不扰狱市”同具“开国规模”。盖“开国”之为政，贵在能“严于律大官而宽于恤小民”。同治三年的南京兵燹之余，正百业凋零、百废待举，非“开国”而何？

烟柳一行诚是藏污纳垢，然非独攸关市面繁荣，许多与之相联的配套行业，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端赖以生存，正不必察察为明也。人都说曾国藩此举有超前的“市场意识”，我却愿意相信，只是文正公禀性纯良又头脑精明罢了，一念之仁，自己道德品节哪怕做出点牺牲，细民就有了饭吃，有了出路。讲道德、讲品节讲到天上去，也不能当饭吃啊。

然而曾国藩此举，海瑞必不以为然。善恶不两立，正邪不两立，天下之事，非善即恶，非正即邪，安有向邪恶妥协、低头的道理？

曾国藩当然也是清官，如果把身份、级别等因素考虑在内的话，曾国藩之“清”，比之海瑞，不遑稍让。曾国藩的最后十二年一直是做总督，十年的两江总督，两年的直隶总督，最后“卒于官”，死在两江总督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