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及郑天挺先生，王永兴教授说：“当年北大的经费出入均掌握在郑先生手中，他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同事都说‘出淤泥而不染者，唯郑先生可以当之’。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所以郑先生任秘书长一任十八年。”郑天挺是接受过新文化启蒙和五四运动洗礼的时代学人，同时也是传统理学塑造出来的笃诚君子。

郑天挺“早失怙恃”，在表兄张耀曾和张辉曾的照抚下长大，少年时代即受张辉曾的理学之教。他回忆说：“我寄居张家时，由张辉曾教我读书。他是搞程朱理学的，律己责人都很严，我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很大。”王汎森注意到，宋明理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道德修养部分往往被从原有思想体系中抽离出来，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人格塑造的重要资源。五四运动前夕，北大内部弥漫着“一股‘惩忿制欲’的理学空气”，陶希圣、罗常培等人均受其熏染，郑天挺时在北大读书，也不太可能置身其外。所以说，郑天挺的理学人格，应该是时代氛围和幼年教育共同参与形塑的结果。

郑天挺为北大和西南联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勇毅担当精神和清廉作风令人称颂不已。即便在那个大师云集、传统道德仍获推崇的时代，他那笃诚君子之风也是极为少见的，当然也是我们当代人身上普遍缺乏的。

一

1944年6月16日，郑天挺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昨闻昆明生活指数为战前之一千二百八十倍。”（中华书局2018年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蒋梦麟在《西潮》中回忆说：1938年联大初到昆明之时，米价每担（八十公斤）仅法币六元，此后涨到四十元，接着涨到七十元，到了1940年，每担米价突破了百元。昆明物价的疯涨势头，大约从1938年大量人口内迁以后就持续居高不下，屡破纪录，在滇教师的生计变得异常艰难，几乎所有教授的日子都不好过。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说：“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们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完了。”战前拿着高工资、生活优渥的陈寅恪，其时写下了《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一诗，其中就有“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两句。他在写给刘节的信函（1940年3月12日）中又说：“昆明米价国币百元一石（米一石有时尚过百元，而云南之一石少于四川之石一半）。联合大学师生皆困苦不堪。若无特别援助或迁川，则将散去。”

为了补贴家用，联大教师大多在外兼职谋生。很多教师选择在周边各高校、中学兼职代课，或者卖文求生。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记述：“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贴补。大多数的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能做古文的人，向当地富贵人家做‘谀墓’之文，这样的生意最好，因为可以得实物报酬……联大的部分教师，曾经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我也列在卖字的之内。可是生意不佳，我卖字始终没有发市。”还有一些教授合股做买卖，开设小吃店、茶馆，甚至摆地摊。

受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巨大影响，郑天挺的生活也变得异常拮据，留在北平的五个子女几乎全靠他的收入养活，甚至买一块肥皂都要货比三家。1943年夏，女儿郑雯来滇，需要路费，郑天挺为此到处筹借，“欠校中一万七千余元，欠卢吉忱五千元，而连月每月必亏”（《日记》1943年11月6日），后来还是靠着《清史探微》的出版才还清了这笔债务。对于郑天挺面临的穷迫窘境，就连留在北平的女儿郑晏也不甚理解，郑晏回忆说：父亲因为“自恃清高，摆知识分子的架子，坚决不到校外兼职”。然而，郑晏不了解的是，郑天挺之所以“不到校外兼职”，并非“自恃清高”。当时教师的境遇和生计如此糟糕，兼职谋生无可厚非，担任北大秘书长、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对此并不抵触，无奈受限于行政之责的规定，不能兼职。而且，郑天挺担任联大总务长以来，对校内师生经济困顿的状况格外关切，规定“必于月底发薪，未尝稍迟”。1943年9月1日，他得知上月薪水尚未发放，“为之大怒”，“责令下午必发”，并在日记里痛心地写道：“今非昔比，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

直到1943年底，联大内部传出流言，学校行政领导每月均有额外补助。郑天挺愤怒难忍，在11月6日的日记里辩白道：

此种谰言，令人闻之愤怒！校中最苦者，莫若负行政责任之人。教授中大多数兼差，且有兼至三四处者。莘田（罗常培，笔者加注，以下同）尝言，闻一多在中法兼课，并有家馆，月修至四千五百元，选译新诗，一次送二万元。唐立厂（唐兰）家馆月修至六千元。又有人在他校兼院长及系主任者，惟在校任各长者绝不能兼。各教授在校任课少者四小时，多者八小时，八小时者为数无几，惟任各长者有一定办公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