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一间普通旅社中，没有酒席宴会，没有张灯结彩，一对青年男女在家长见证下互相一拜，就简简单单地完成了婚礼。旁人很难想象，这对新人都有着不凡家世——新郎袁家嘏乃“二皇子”袁克文的长子，新娘方庆根是“联圣”方地山的四女。最奇的还不是他们的婚礼，而是早先的订婚仪式。男方没有下聘礼，女方也没有送陪嫁，袁克文与方地山作为双方家长，仅仅是交换了一枚古泉大珍。为纪念这段佳话，方地山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两小无猜，一个古泉先下定；万方多难，三杯淡酒便成婚。”方地山素有才名，曾在天津武备学堂教书，被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赏识，请到家中给几个儿子上课。袁克文与方地山性情尤其相投，并在后者影响下留心古钱币，成为民国时期有名的收藏家。

通常来说，一个人想在收藏方面有所建树，财力与眼力缺一不可。袁克文背靠袁世凯，大多数时候自然不缺钱。在四子袁家楫眼中，袁克文对于古玩收藏，“只要是他所爱，不论价钱多少，都要收买，真是挥金如土”。眼力差一点也没关系，毕竟身边有方地山、李盛铎、傅增湘等不少懂行的师友。他在古籍方面下的功夫最多，据学者李红英统计，1915—1919年，袁克文即入手孤本、善本一千多种。藏书界向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而袁克文曾有超过一百册的宋版书。

在古籍之后，袁克文才对钱币产生兴趣。藏书家潘宗周在《宝礼堂宋本书录自序》中说，袁克文“蓄书美且富”后，“情意既迁，渐萌厌倦，亦日斥其所藏以易其新嗜之物”。这话说得半真半假，袁克文变卖古籍是确有其事，可主要原因是袁世凯死后，其生活拮据，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割爱卖书，接着把兴趣转向相对省钱的钱币、邮票等“新嗜之物”上。

袁克文有过一枚银质的元朝“承华普庆”钱，爱不释手，每天带在身上把玩。有天换衣服时忘记取出来，钱被洗衣服的仆人偷走。袁克文追悔莫及，悬赏二百块银元寻找，结果一无所获。过了几年，又有贩子出售这枚“承华普庆”钱，袁克文也不问出处来源，直接掏钱买下，视为幸事。袁克文还喜欢拿手中珍泉和朋友们换东西，他曾拿元末徐寿辉铸的“天启通宝”换方地山的“金铜銙牌”，用元朝银质“皇庆通宝”易宣古愚的“汉鎏金九狮纽梁玉玺”，以蒙古银质“大朝通宝”钱和张丹斧换“宋拓明拓合璧汉景君铭”。

在钱币收藏方面，袁克文可称得上“成也地山，败也地山”。方地山对钱币有研究不假，但有一个致命缺点，那就是“真伪兼收”，不在意收藏里存在伪品，甚至自称“伪钱大家”。1917年，方地山在上海与郑家相、张叔驯等收藏家品茗论泉。方地山日常为便于把玩，随身带着十几串钱币，每串都有大小数十枚。这时他拿出来给大家一看，郑家相发现“串中虽多伪品，而珍希亦不鲜”，其中“绍定元宝”大钱和“贞祐通宝”折二钱更被视为“海内孤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