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从藏身地被以色列特工绑回耶路撒冷受审。艾希曼1941年至1945年任纳粹犹太事务部主管，负责组织协调将犹太人押往集中营。当时已经因发表《极权主义的起源》而享誉西方学术界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自荐作为特约记者前去报道。一个政治学者为什么要化身新闻记者去现场？作为海德格尔、胡塞尔、雅斯贝尔斯三位现象学巨擘的共同弟子，阿伦特注定只能是政治学领域的现象学家，习惯于把结论建立在现象的直接性上。阿伦特声称艾希曼的平庸乏味从开庭第一天就攫住了她：他无足轻重得像“巫师药汤里的鬼魂”，以至于如果不是因为他感冒了，她都没有理由长时间地关注他。而且，他感冒的样子也跟普通人无异，就是一个劲地打喷嚏。她在这种“从某个人的脸上就能看出来的东西”上得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

考察阿伦特如何让呈现在审判全过程中的艾希曼符合她在第一时间就得出的“平庸之恶”的结论是一件令人困惑的工作，因为这里总是存在反向解释的可能。比如，她把艾希曼回答问题时的颠三倒四——用她的话说就是“语言连贯上的无能”——视作缺乏思考能力的症状。不过通常的情况是，缺乏思考能力的人最不缺的就是那些把他的大脑当作容器的人云亦云的观念，所以他在回答任何问题时都不会被犹疑或拿不准这类情绪所困扰。在公开庭审之前，艾希曼把负责录口供的警察当成倾诉对象，喋喋不休地向人家解释为什么他在党卫军只干到了中校。这在阿伦特看来，表明他“远离现实”，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尽管这更像是避重就轻的脱罪伎俩。

为什么一向运思缜密的阿伦特在艾希曼的问题上表现得如此“一厢情愿”？笔者的假设是，阿伦特现身审判现场，是带着相对自足的结论，即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已经接近于形成的结论，来此寻找这种结论的证据。她的所谓调查报告，即随后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与其说是产生于对艾希曼案件的调查采访，不如说是直接移植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已经隐含的结论。

哪里有什么纯粹的直观？任何的直观都渗透着预设。艾希曼的“平庸”不是他由内而外显现出来的，而是由他在阿伦特理论中被给定的位置决定的。并且越是这样，阿伦特在行文中越要表现得好像完全是对艾希曼的直接观察决定了她的观点。正是由于这种“艾希曼理应如此”的先入之见，艾希曼在庭审中堪称精彩的自我辩护被轻描淡写地处理了。艾希曼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就是说，作为公民，他所做的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作为军人，他在服从不可以违抗的命令；作为公职人员，他必须成为体制的化身，时刻提醒自己要忠于组织，不能让多愁善感、脆弱和犹豫这些人性的弱点妨害了这种忠诚。对此，阿伦特只是在书中揶揄他偷换了康德道德命令的内涵，用希特勒的意愿取代了实践理性。但当斯坦尼（Bettina Stangneth）在艾希曼的笔记本中读到他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类似见解时，“我在书桌前坐了三天，思考这个问题，我完全震惊了。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个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