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们”的纠缠突围及变奏
作者 王培元
发表于 2024年11月

回想起来,居京三十载,在所接触认识的诸多鲁迅研究者中间,王得后先生的气质和个性,是颇有些与众不同的。

2010年,蒙其信任,我有机会做过他那部比较中国现代与古代两大重要思想家异同的学术专著《鲁迅与孔子》的责编。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前的两个年头,在编辑出版《鲁迅手稿丛编》(十五卷)的过程中,又极幸运地得到了他耳提面命的指导和难能可贵的帮助。其间发生过许许多多繁杂琐细且难以忘却之事,都更为生动鲜活地加深了我对他“这一个人”直接而全面的了解与感受,至今依然让我感念和追怀。

关于“人”与“文”之关系,钱锺书提出过一个特别的观点“文本诸人”。今年冬去春来的时节,一位对王得后其人其文都比较了解熟悉的朋友,在电话里曾谈起对王的散文创作的某些体悟。他说,王得后的散文自然质朴,而又具有诗意和文采,那是一种含蓄内敛的文采和诗意。后来仔细思量,朋友的这番话,与我所感知和体认到的王得后先生之为人,以及他与众不同的个性气质,正相契合,也印证了“文本诸人”的说法。

王得后先生散文之内敛含蓄、质朴自然的风格,在他主编的这部《探索鲁迅之路》中,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映射了出来。从五十年间发表的海量的鲁迅研究论文里,精择细选,以有限的篇幅,萃为一册,绝非易事。待看了全书目录,读过王得后先生的导论,再披览辑入的所有文章,便不得不感叹,这部大约四十万字的论文集,的确体现了一种他所推许的简约精当的编辑原则。

1949年至1999年,共半个世纪,看上去似为一个历史整体,而其实以1976年为界,可划为前后两个不同的社会政治时段。对此,王得后先生除在导论里做出交代外,又特地选入两篇散发着浓厚时代气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论”,以进行具体直感的提示。既可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氛围的前后差异,又能够经由两个社会历史阶段的转换,透示出当代中国鲁迅研究走过的艰辛曲折的历程,以及所开拓的生面和前所未有的格局。

当代中国的鲁迅研究,其外在的物理时间的起始点自然是1949年,而从精神文化的内在连续性来考察,则不能不说其仍处于1942年毛泽东文艺思想诞生后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之内。

本文刊登于《书屋》202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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