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2年，一本名为《谈心：与林青霞一起走过的十八年》的书，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同时出版，作者金圣华，写她和大明星林青霞的友谊，以及彼此间关于阅读、写作、生活的心得体会。坊间肯定更熟悉明星，但在翻译领域，金圣华是学术界的名教授，远非“明星”可比。金圣华是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的翻译系教授、荣誉院士及翻译学荣休讲座教授，另一社会职务是香港翻译学会荣休会长、荣誉会士。金圣华曾两度担任香港翻译学会的会长，为推动香港翻译工作做出了贡献。

按传统说部习惯，谈金圣华教授，算是“楔子”，为了引出香港翻译学会。2021年是香港翻译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因为疫情，学会举办了多场线上的系列讲座，在东亚地区颇具影响。五十年间，香港翻译学会一直活跃在香港文化领域，促进与翻译、语言和跨文化的交流。

倒退五十年，时维1971年10月6日，香港翻译学会成立，这是香港唯一的翻译学者和翻译专业人士组织，定期出版会刊《译讯》及学术期刊《翻译季刊》，出版翻译论文集及专著共十余种，设立了两个翻译奖学金。

查阅文献，关于香港翻译学会的历史，有这样一段描述：“1971年10月6日，‘香港翻译学会有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注册成立。七个月前，七位会员Louis Cha，T. C. Lai，Meng Ma，Stephen C. Soong，Alex H-H Sun，Philip S. Y. Sun和Siu-Kit Wong作为发起人，召开成立大会，旨在香港成立一个非营利的学术团体，以促进与中文翻译有关的标准、交流、出版和研究。这些发起人，包括六位杰出学者和一位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兼报纸出版家，他们秉持的坚定信念，铭刻于学会章程中。”

熟悉金庸生平的人，会立刻反应过来，Louis Cha，正是金庸的英文名字，其他六位，分别为：赖恬昌、马蒙、宋淇、孙鸿辉、孙绍英及黄兆杰，皆为香港地区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

香港传播学奠基人余也鲁，亦是翻译家、出版家，洵为香江学林翘楚，曾出版《余也鲁日记：夜记香港百天》一书，其阅历既丰，交游又广，在日记里写了不少香江学界的掌故，特别提到香港翻译学会成立，并言学会之发起宣言，即由金庸起草。岁月嬗递，文字难觅，不知昔日金庸怎样说明香港翻译学会的成立缘由，或许上面这段文字有可能就来自于金庸最初起草的宣言。对于七位发起人所秉持的信念，他们这样阐释：

提高翻译水准，协助中文及其他语言的翻译培训，鼓励学者投身重要著作的汉语和其他语种翻译，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文化交流，并以此目的：

（一）召开学会会议；

（二）出版书籍或期刊，赞助翻译方面的研究，举办专题会议和从事符合本会宗旨的其他活动；

（三）印刷、出版、出售、出借或分发本会会刊或报告。

金庸与其他六位学者相比，似乎距离翻译这个职业有些远，但寻觅金庸的早年经历，他对翻译一直情有独钟，这是不争的事实。金庸的一生除了写有武侠小说、新闻评论，还留下了大量翻译作品，可惜湮没在武侠和新闻两大光环下。

二

1945年2月20日，已是抗日战争的后期，一份《太平洋杂志》在大后方重庆创刊出版，封面上标注由太平洋出版社发行，社址在重庆弹子石大有巷四号，印刷为警声合作社印刷部，其地址为弹子石大佛段六十一号，二者相距不远。这份杂志非常短命，仅出版一期，创刊号亦即终刊号。

《太平洋杂志》有64页，内容包括时事、学术、文艺、翻译等文章，颇为充实，很能迎合不同读者的口味。这本杂志的编辑是查良镛，发行为张凤来。

1944年，金庸二十岁，因有游历外国的想法，遂产生了当外交官的理想，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其前身是中央党务学校。这年上半年，大一学期结束，金庸的学习成绩名列全校第一，但到了秋天，他却不得不离开学校。他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对严家炎教授说：“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

失学的金庸想到了表兄蒋复璁。蒋复璁是海宁硖石人，军事家蒋百里的侄子，1940年，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首任馆长。通过蒋复璁的关系，金庸进了国立中央图书馆阅览组工作，名义是干事，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上班时间为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这份工作薪水不高，仅够糊口，但在管理图书的同时，给了年轻的金庸一个大量阅读的机会，他集中读了大量西方小说，包括英文原著《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并英法文互参读了《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基度山恩仇记》（今译《基督山伯爵》）。

图书馆的工作任务不重，颇具生意头脑的金庸，萌发了办一份杂志的念头，他后来在《太平洋杂志》创刊号的“编后记”里，谈到了创办初衷：

我们在重庆，外埠的友人常会写信来说：“希望寄一些新的刊物给我们吧！”但寄什么给他们好呢？重庆好的刊物很多，但未必正合他们的需要。学政治经济的要一些资料；学文学的想看些最新的作品；学科学的想知道世界上科学进步到了什么地步。生活太无聊的要求些刺激；生活太紧张的人要求得到解脱。我们想到，应该有一本刊物能普遍地满足这种需要。于是我们着手筹备了，希望这是一本范围极广的刊物，希望这是一本能适合大众需要的刊物。

金庸对读者市场的需求极为敏锐。1939年12月，他十五岁，因同学张凤来、马胡蓥都有弟妹要投考初中，但找不到合适的参考书，于是搜集材料给他们作为参考。在此基础上，金庸编辑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于1940年5月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书，问世一年，印刷20次，销量10万册，带来了丰厚的报酬，直到1949年3月，南光书店还在出版《献给投考初中者》，可见此书的长销程度。金庸若干年后回忆往事，对池田大作说：“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金庸觉察到读者的需求，于是拉上张凤来等三位同学，想要办一份杂志。穷学生哪里有钱，只能四处告借，筹措经费，所得不过杯水车薪。杂志最大的支出是印刷费，金庸后来找到重庆大东书局的老板，勉强答应赊账印刷一期。

重庆当时流行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这是一本文学和文化评论杂志，1857年11月创刊，至今仍在出版，在美国颇具影响力。据说，当年宋美龄很喜欢这本杂志，经常翻阅。金庸蹭了这个热度，为自己这本杂志取了个相似的刊名——《太平洋杂志》。

三

一期杂志需要的内容不少，作为新刊，稿源是个问题，但是从创刊号目录上的13篇文章来看，有《齐格菲防线大战记》《意大利投降内幕》这样关注世界战事的译文，也有《飞弹之谜》《最近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科普文章，还有文学类的《少年彼得的烦恼》《安娜与星罗王》等小说、散文等，做到了普遍满足读者的需要。金庸还以笔名“查理”发表了长篇小说《如花年华》首章，占了7页，约有9000字，这或许是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惜未完。

杂志中的文章以译文为主，目录上的译者除了“查理”，还有段一象、良莹、张捷、贾鼎治、王人秋、俞淬、马玮等。这其中，贾鼎治是中国现当代翻译家，1925年出生，新中国成立后任新华通讯社国际部译审，当时年少，正在重庆。其他翻译者的名字无从可考，考虑到金庸在中央图书馆的便利条件，以及出刊的紧迫时间，推测这些翻译者大多是金庸自己，他为了让读者感觉本刊实力强大，供稿者甚众，换了不同的“马甲”，《太平洋杂志》可称金庸最早的“译文集”。金庸利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丰富资料，每天得空就翻译，下班后，又带着《英汉词典》，赶到同处两路口地区的美军俱乐部，抢译新到的外国报刊上的文章。他以查理为笔名，在“发刊词”里宣示了办刊的宗旨——传播知识，传播真、善、美：

一本理想的综合刊物，应该能够传播广博的知识，报道正确的消息，培养人们高尚的艺术兴趣与丰富的幽默感。真理、善良、美丽，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为了要获得这些，几千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尽了终生的努力，甚至牺牲了生命。我们这本杂志，就是集拢这些美丽的东西献给你。渺小的蜜蜂从各种花朵里制出蜜来，我们希望这蜜是甜的。

愿望是美好的。《太平洋杂志》虽投读者所好，首印三千册，上市不久就销售一空，这给了金庸莫大鼓舞，他积极筹备第二期，结果因纸价飞涨，印刷方不肯继续赊账，理想输给了现实，杂志就此寿终正寝。

在杂志的最后一页，还有金庸为自己打的“广告”，除了杂志，他还要雄心勃勃出版翻译丛书，起手就是两套重量书：

一是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的全译本：

本社新书预告

世界文学不朽巨著

基度山伯爵（全译本）

大仲马原作

查良镛译

大仲马最精采（原文如此）之杰作，西洋流传最广之小说。

史蒂文孙说：“此书极度迷人，没有人能看了第一章而不一口气看到末一章。”

每个西洋人都知道基度山伯爵就像中国人知道关公和贾宝玉。

书中包含了一切使人兴奋的情节：爱情、战争、决斗、阴谋、复仇、报恩、越狱、自杀、假死、发疯、复辟、退位、党争、强盗、绑票、偷窃、结婚、得宝、炫富、化装、暗杀、航海、覆舟、纵火、赛马、比枪……

（原文如此）有：全身疯瘫用眼睛说话的老人。

为了儿子而毒杀四人的美妇。

与父亲信仰相反，活埋自己儿子的法官。

拿女儿当生意经的银行家……

译文流畅，语句美丽。

本书第一册在印刷中第一册实价二百五十元

欢迎预约及批销预约八折

出书后，预约者优先寄奉批销六五折

二是英文选集：

二十世纪英文选

俞杨等选编

1.所选各篇均为二十世纪之杰作，现代人应读现代英文。

2.作家为英美第一流文豪，如萧伯纳，拉斯金，威尔斯，马克吐温，高尔斯华绥，罗素，哈代，辛克莱，贾克伦敦，巴蕾，吉卜林等。

3.每作家选一代表作，自一文可窥见一文豪之作风。

4.每篇题材各个不同，抒情，议论，描写叙述等均有。

5.每篇长短相仿，均系精短可资背诵。

6.文首附有作家小传，及该文之地位。

7.篇末详细注释生字，难句，用于自修教科均极适宜。

从这两份书籍预告来看，金庸深谙读者的心理。我们今天关于文学，总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文学的体裁愈加固化，评论家们对文学的价值，总有一种自信，认为“纯文学”在时间面前更具优势，“通俗文学”意味着流行一时，“纯文学”则更能永恒。可若真放在时间背景下考察，这个观点颇可商榷。雨果诞生两百周年时，法国的报章上有“谁还在阅读雨果”的疑问，但我绝不会怀疑，与他同一年出生的大仲马依然会有读者群。

《基度山伯爵》的广告中，金庸使用了极为吸引人眼球的词语，也可见他已经下定决心翻译这部长篇小说。若读者不想读长篇，金庸亦很贴心，备有《二十世纪英文选》，著名作家的短篇作品，一次可以读完，还能用于背诵和学习。

金庸翻译的《基度山伯爵》计划出版多少册，无从可考，但第一册售价250元，价格不菲。当时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月薪560元，金庸的月薪仅有50元左右。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恶性通胀，重庆物价到抗战后期上涨了1560多倍。居住在重庆的老舍曾回忆，起初四川的东西便宜，“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一个铜板买一束鲜桂圆”，但从1940年起，物价几乎一天一倍的天天上涨。作家张恨水提到他初到重庆时肉价两角一斤，五年后肉价暴涨到三四十元一斤，他要同时创作七部小说，写小说的过程中还不时发表散文、杂文、评论等，以换取稿费养活一家人。

同期比较，一册《基度山伯爵》的文字量不会太少，可以推测金庸已完成了相当数量的译文，而他的生活境遇也可想而知。如果《太平洋杂志》能有后来《明报》的命运，金庸大抵第一部出版的小说就是翻译作品了，但时代和命运交织在一起，没有那么多“如果”。金庸彷徨无计之时，巧遇一位熟人，让他决定从国立中央图书馆辞职，就此离开了重庆。

四

1942年夏，金庸从衢州中学毕业，江浙沦陷，他前赴重庆报考大学，一路行经浙、赣、粤、桂、湘五省，至湖南时路费罄尽，正好中学同学王铎安的哥哥王侃在湘西泸溪办湖光农场，金庸遂寄居农场。湖光农场主要种植油桐树和油茶树，还建了苗圃，培育油桐树苗，金庸在这里半工半学，直到1943年夏，才考取中央政治学校。

1945年的春天，《太平洋杂志》第二期夭折，金庸对前途更为迷惘，恰好王侃来重庆办事，二人重逢，他再度邀请金庸帮他经营农场，重要的是，许诺如果经营有方，油桐树栽植成功后，将会资助金庸出国，这个条件让金庸颇为心动，便答应了下来。4月19日，金庸从国立中央图书馆离职，与当时已从中央大学休学的高中同学余兆文一道前往湘西农场。

湖南大学于1938年内迁至辰溪县，距离农场不远，金庸便想借读湖大，重续学业，于1945年8月8日，写信给湖南大学校长胡庶毕：“学生原籍浙江海宁……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许，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情况之艰苦，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并备言自己为了求学，千里辗转，突破日军防线的艰辛经历。金庸言辞虽切，但校方未予通融，胡庶华校长于18日按有关规定签字批复：“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绝了金庸的请求。

金庸多年后回忆自己寄居湘西的经历，称“那是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彼时之失意，溢于言表。《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抓青蛙吃等等细节，即是当时他饥饿的真实经历。如此困境，陪伴金庸的还是翻译。他从重庆离开时，带了一箱书，多为外文书籍，也许就是他准备编选《二十世纪英文选》的书籍原本，他在农场开始试译《诗经》，并计划编写一本《牛津袖珍字典》，可惜都未能完成。

湘西闭塞，抗战胜利的消息稍晚才传到金庸耳中，由于王侃的一再挽留，他直至1946年6月才离开湖南回到浙江。

金庸后来在和池田大作对谈时说：“我在1946年夏天就参加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兼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杭州《东南日报》于1927年3月12日创刊，1937年2月1日社址迁至杭州众安桥畔，大楼五层，是当时杭州的地标性建筑。《东南日报》是浙江地区有名大报，新中国成立后并入浙江日报社。不过进入东南日报社的时间，金庸记忆有误。浙江档案馆馆藏有东南日报社的全宗档案，其中有职工登记表、金庸签下的“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以及离开报社时的“辞呈”。按照职工登记表记载，他进社日期是“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亦即是1946年11月22日，介绍人是陈向平。

陈向平又名陈增善，1909年出生，1926年在宝山县立师范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抗战全面爆发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陈向平担任《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主编，1941年，陈向平从来稿中发现一篇散文《一事能狂便少年》，读后深为赞赏。这篇稿子出自正在读高中的金庸之手，二人相识后，结成了忘年交。金庸早期的一些散文多发于《笔垒》副刊。

《东南日报》分“云和版”与“南平版”，抗战胜利后，“云和版”回杭州出版，“南平版”则迁上海为总社。1946年，金庸回到家乡浙江海宁，风尘困顿，已无法继续求学，他想起陈向平，遂写了一封信：“……陈老师，还记得良镛载于《笔垒》的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良镛在湘西油茶农场年余，发展未果，故回浙江家中闲待。战争流离尚已结束，良镛思虑再三，欲在杭州谋一职糊口……”

陈向平接信后，向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了查良镛。汪远涵是浙江温州人，毕业于复旦大学，1939年和陈向平一同进入《东南日报》工作，从编辑一路做到总编辑。金庸初到编辑部，说是外勤记者，汪远涵给他安排的任务却是“翻译”，按“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上提供的说法“兹保证查良镛在贵社任记者兼收英文广播，工作服务期内，确能遵守社方一切规章，听从调度，谨慎奉公……”这份工作实则就是收听外国电台的英语广播，选择可用的翻译。金庸偶尔也会翻译一些英文报纸上的短文，以备报纸缺稿时使用。报社没有录音设备，这种国际新闻稿全靠直接收听后翻译，金庸晚上八点开始工作，边听边记，最后凭借记忆全文译出。

五

进入《东南日报》不久，1946年12月5日，金庸即在《东南日报》第三版上发表《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艾德礼表示支持联合国》，这是金庸翻译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署名“查良镛”。金庸出色的翻译水平，给汪远涵留下很好的印象。1988年，汪远涵与金庸通信时还提到这件事，印象深刻：“上海总社的陈向平先生介绍你来杭，做这份收听和翻译的工作……陈向平询问过你在《东南日报》的境况，我说你英文水平相当高，行文流利，下笔似不假思索，翻译特好。”

同学余兆文来杭州，对金庸的工作非常震惊：“外国电台广播，说话那么快，又只说一遍，无法核对，能听懂就已经很不错了，你怎么还能逐字逐句把它们直译下来？”金庸则解释：“一般说来，每段时间，国际上也只有那么几件大事，又多是有来龙去脉的，有连续性。必要时，写下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再注意听听有什么新的发展，总是八九不离十，不会有太大差错。”足见金庸在翻译上的功力和严谨态度。

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不到一年，在这期间作为外勤记者写了些访问文章，还在《东南日报》副刊《东南风》和《东南周末》主持“信不信由你”“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其他主要是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