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禅，一直相生相伴，如同孪生兄弟——名山名寺，必出好茶，必有名茶。诸多名寺的附近，常常辟有茶园，最初种茶品茶的，也是僧人。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西湖龙井，传说是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天竺寺翻译佛经时，从佛教天台宗发祥地天台山将茶种带去了杭州。宋代时，灵隐寺大和尚辩才法师退居老龙井，在狮峰山麓开山培植成龙井茶。杭州灵隐寺佛茶，种植和制作者也是寺院的僧人和居士。四川雅安的蒙山茶，相传由西汉时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真所栽，称为“仙茶”；庐山云雾茶，传为晋代名僧慧远在东林寺所植；江苏洞庭山碧螺春茶，传为北宋洞庭山水月院山僧所植，它还有另一个名称，叫做“水月茶”。除此之外，武夷山天心观的大龙袍、徽州的松萝茶、云南大理的感通茶、浙江余杭的径山茶、浙江景宁的惠明茶、天台山的罗汉供茶、雁荡山的毛峰茶等，都产于寺院。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来自佛经，与佛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最初也由僧人种植；惠明茶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至于普陀佛茶，因产于普陀山，最初是僧侣献佛、待客用的，干脆以“佛”命名了。

茶，三分芳香，七分幽香；禅也如是。凡曲径通幽处，皆可达禅。西湖龙井也好，灵隐佛茶也好，形状扁平，颜色翠绿，习性清爽；一经冲泡，香气四溢，经久不散，不仅有养气颐神、明目聪耳之功能，还有着清心寡欲、淡泊宁静之效果。后者，有些暗合佛教“明心见性”之真谛。

船子和尚曾有诗云：“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这一首诗，有清风明月之境界。船子和尚，原名德诚，遂宁人，生活在唐中晚期，隐居华亭时，师从药山惟俨禅师，常乘小船往来松江朱泾间，以钓鱼度日。这一首诗，写的就是船子和尚以钓鱼之好悟天地至理——一轮明月，一叶扁舟，天心枝满，吾心皎洁。

大道相通，法门无二，船子和尚钓鱼能开悟，更何况饮茶乎？

一个著名的禅宗公案，据说来自日本明治时代的南隐禅师——一位学者向南隐禅师请教禅的智慧，南隐不回答，只是给学者倒茶。学者示意杯子满了，南隐仍不停，继续倒水。学者忍不住说：“师父啊，茶已经满了，都溢出了！”南隐笑眯眯地说：“如果你不把自己那杯茶倒空了，叫我怎么跟你讲禅呢？”

这个著名的场景，演绎了一场高级趣味：禅，于悄无声息中，如茶水般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味道。有人说故事跟茶无关，茶只是道具，换成水也可以。我以为不是这样，若只是水，诗意减弱，禅意缺少，更缺少智慧的高级感和玄妙感。高级和低级趣味怎么区分？若带来智力开启，是高级趣味；若带来感官反应的，则属于低级趣味。或者，能开拓边界导向无限的，属于高级快乐；凡缩小边界导向有限的，属于低级快乐。故事有些玄妙，却在阐述一种道理：在无限面前，有限反而是一种累赘，或者是一种阻碍。

“禅”是什么？莫衷一是，各说其道。从本质上说，是“清净”的外部与清净的“内心”，也可称为“菩提心”之间的共融共振。“清净”很重要，若污浊的环境和思维，一定无禅；必须是极致的“清净”，才能让“禅”悄然降临。没有清静，没有洁净，一派油腻，一派功利，必定无“禅”。

“禅”是悄然的，是天造地设的，是一种境，也是一种场。它还应具有某种启迪性，带有某种“神示”，不生硬也不功利。“禅”初起的一瞬间，外部是清静的，内部也是清静的；物器是清净的，人心也应是清净的——禅起如光，如洁净的云和风，一切都活了过来。“禅”还是一种通感，不可说，不好说，只能试着用文字来接近，用比喻来明白。文字不是“禅”，却可以试着去理解和明白“禅”。

“禅”与“定”，一般而言，如影随形，难分难舍。“禅定”二字，有着玄机：隽永为“禅”，心不乱为“定”。“禅”为什么让人亲切？因为本质上是真实的，有内容的，是“有限”融入“无限”。中国传统社会，农耕文化占据主流，总体上是实在朴素的风格，孔子质朴，孟子耿直。自汉儒之后，不免虚伪作假、装腔作势、不懂装懂。科举充满功利，教育则是拉长着脸，日日填鸭似地灌输，让学习者根本没有主观能动性。相比之下，“禅”因为真实生动有内容有诗意，能让授与学之间默契呼应，心津荡漾。

中国传统社会也好，传统教育也好，是一个深色的背景，低沉肃穆。“禅”，是一种激活，如一朵无形的花朵，顺应天时地利人和，“啪”地一下绽放。

茶道让生活艺术化，也让人生哲思化。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殊不知在此目标之前，须有“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好办，只要跟着圣人的倡导亦步亦趋往前走就是；“正心诚意”就比较难了，要求追溯，要直面“心”——“心”是什么？是一个问题。“心”何在？又是一个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形而上问题，是最难以面对和捕捉的。自唐末后，儒家将“正心、诚意、修身”与茶道结合起来，是借鉴了佛家的做法——之前寺院的坐禅也好，悟道也好，不管是否借助于茶，目的都是“正心诚意”。宋儒的主流是孔孟之道，加入道和禅的成分，“三教”融合，成为了程朱理学。到了王阳明之时，“正心诚意”最后得以突破——以融合了儒释道的“致良知”，完成了这一个使命，使得儒家这一提倡有了革命性的突破。

宋朝之所以在智力上有极大的开拓和上升，文化风格上有着整体的幽深和雅致，茶起着无形的作用——茶是机缘，是暗示，也是培育。茶道还是释放，让人坠入艺术和人生的通感之中——喝茶者可以从天青色的瓷杯、琥珀色的茶水，静谧、缓慢而优雅的过程中，受到美的启迪，打发无聊，填充寂寞和孤独，进而感觉孔子的温润、老子的旷达、释迦牟尼优雅的智慧，悟彻到生命的无限与广博。

什么是“禅”？只要细细地品尝茶的滋味就明白了，那种无法捕捉的空灵，难以表述的甘和苦，难以言喻的身心茶合一状态，就是“禅”。在现场情境的导引下，身、心、灵全面打开，全面融合在一起。这时候整体的感觉，是超越语言的——心有灵犀一点通，语言和文字达不到的地方，禅和意境，已在那里微笑、凝视、等待、拥抱了。

人，若能明白有存在超越语言文字之上，若能明白语言和文字的缺陷，竭力让思维和感觉抵达语言文字的边际。智慧也好，神通也好，必定随之产生。陶渊明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这个意思。

多说一句：音乐上的休止符，中国画的空白，数学上的零，哲学上的无……都是彼此的边界。人以边际为警醒，以手指月，便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茶与禅，是东方文化的“双生花”。它们一起生——茶饮诞生的年代，也是禅诞生的年代；也一起长——有茶即有禅，有禅即有茶，二者不可分。如此过程，跟佛教所云“戒、定、慧”无二。也因此，茶与禅结合得尤为紧密。很多公案，无头无脑，让人看得不知所云。为什么会如此？问得没段位，一看就不是“明白”之人。回答之人懒得“鸡同鸭讲”，或者随便回答，或者胡乱回答，王顾左右而言他，自然也形成“公案”。理解禅的故事，不能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而是要深入到文字之外的语境。

诸多禅宗故事，记录的是语言的表面意思，至于深层次的意思，必须得根据情境，苦思冥想慢慢悟。

所谓禅意，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就是将意义隐藏在语言文字之外，否定语言的“桥梁性”。

禅，不相信语言和文字，也不怀疑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字很奇妙，怀疑它，反而有好的语言，也有好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