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初夏，家里总是要清理一批旧衣服出去。扔旧衣服之前，妻子总是让“一辈子穷怕了”的我“把把关”。

这样的把关，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新衣服要进衣橱，旧衣服必须让位。开始的时候，我会摸上一遍，假装检查口袋里是否有遗漏的纸币。这几年，“把关”的借口都没有了，但我还会用目光把就要扔出去的旧衣服迅速“摸”一遍，那件在北京被偷的新夹克衫又出现了。

为什么我总是不能忘记那件新夹克衫？

真的因为我是穷怕了吗？

新夹克衫的故事起自1991年4月，中风瘫痪两年的父亲能拄着拐杖走路了，我决定给自己圆一次北京梦，长这么大了，还没有去过北京，实在太渴望了。

为了北京之行，我做了许多准备。买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向单位请假。买新夹克衫——我的衣服都太旧了。

请假问题最先解决：调课加星期天。火车票的问题，是写信请在南京读研究生的师范同学帮忙购买的。

新夹克衫得去县城买，去县城不通汽车，需要乘船：上午去，下午回。百货公司的夹克衫式样老套，我就去了城北拱极台边的自由市场。拱极台边原是有桃花的，说是孔尚任在这里完成了《桃花扇》。但那年春天是没有桃花的，连桃树都没有。只有服装摊位构成的城北自由市场，商品都从南边进货，那时候，“南边”就代表时髦。

我到达自由市场的时候正是中午，没有多少顾客。我走了一趟，又回走了一趟，没有发现我能穿的夹克衫。

正失望中，我被一个烫了卷发的男摊主逮住了。

“你不试一试，哪里晓得自己穿哪件？”

卷发摊主说的是一口城里人的话，在说城里话的人面前，我有不由自主的自卑感。

热情洋溢的卷发摊主给我推荐了许多时髦夹克衫。怎么试，怎么别扭，卷发摊主竟然也认同这种“别扭”，因为尺码都显得大。

我的个子又实在太小了，又瘦又小。

再小的尺码，都“担”不起来。

“担”这个词，是我们老家的话，很形象，把衣服当成担子，因为太瘦小了，真的“担”不起来，尤其是肩那边，松垮得很。

卷发摊主让我耐心等待，他继续找。终于，他从衣服堆捉到一件灰黄色的夹克衫，很安静的灰黄，是我喜欢的颜色。更加神奇的是，我瘦弱的肩膀是能够“担”得住这件夹克衫的。

“太像齐秦了！”

卷发摊主说完了这话，怕我怀疑，又补了一句。

“小一码的齐秦。你肯定喜欢齐秦！”

我还没有接话呢，卷发摊主就主动给我下了定论。

因为有了“小齐秦”这顶高帽，我连价钱都没有跟卷发摊主还，就买下来了，花掉了整整一个月的工资。

回到学校，同事说这件夹克衫不错，但还是太贵了，问我为什么不还价啊？城北自由市场那里商品的价钱，都是“拦腰对半砍”，意思是还到摊主叫价的四分之一。

我没有跟同事说有关齐秦的对话，反正那几天，我在学习英语的录音机里，播放的都是齐秦的带子。

想一想吧，深夜在宿舍，我穿着新夹克衫，听着《狼》：“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听着《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内心也跟着唱，想象着北京之行，想象中的天安门的光彩似乎真的照亮了我。

接下来，我穿着这件新夹克衫挤火车。那些年，火车站的黄牛太多了，我的同学排了队，也只能买到一张南京到北京的无座票。晚上8点上车，第二天下午3点抵达，全程时长大约是十九个小时。

无座的火车之夜特别难熬，南京航空学院的一位应届毕业生主动和我商量，让我和他一起背靠背席地而坐，这样我们就相互有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