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视中国为所谓的“关键挑战者”，对华战略竞斗的烈度与频度均显著上升。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实现对华全面遏制打压的战略目标，美国除了发动关税战以外，更将制裁视为重要法宝。迄今为止，数以千计的中国个人与机构被无端列入美国五花八门的制裁“黑名单”，此类行径不仅显著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利益。

美国政府大力强化对华制裁

美国曾长期敌视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故而对华竭尽所能地封锁制裁。冷战后期以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曾一度调整了对华政策，减轻或取消了一些对华的制裁，显著改善了中美关系。然而，自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对华发动关税战以来，美国重拾冷战思维，对华遏制打压的政策不断升级。六年多来，美国对华制裁目标更为明确，手段更加凌厉，内容更加广泛，数量更加膨胀。

特朗普政府时期，以司法部、商务部、国务院为代表的联邦强势部门综合采用执法和情报手段，重启“中国专案”行动，对涉中国的“人”和“实体”综合运用执法、情报、制裁等多种手段；以次级制裁、人权议题和新冠疫情等为借口，无理强加对中国政府部门和高级官员的制裁；通过扩大“实体清单”“未经核实清单”等手段，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进行制裁和封锁。特朗普政府还强行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威胁进行汇率制裁；多次威胁将借助《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赋予总统的权力，打击中国海外投资或勒令美国企业从中国撤资；酝酿“资本脱钩”限制措施，试图通过金融手段对中国施压。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一方面假意宣称要改善对华关系，另一方面却强调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进行“极限竞争”与“精准脱钩”，为此采取了以下手段：一是实施一系列包括出口管制在内的措施，旨在限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例如，出台《外商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和《出口管制改革法》，明确限制我国对美高精尖产业和领域投资并购的能力。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和《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加大限制对华半导体产品与服务出口，这些管制本质上皆属于单边制裁。二是进行“长臂管辖”。美国继续依据国内法律对中国实体和个人随意声张管辖权，将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限制美企与中国伙伴的交易。三是定点清除中国一些知名企业在美存在。譬如，联邦通信委员会依据含混的“国家安全理由”粗暴发布命令，强行扼杀了中国电信企业在美国的存续，将其全面驱逐出境。四是对人员和实体进行制裁，实施签证禁令。针对特定的中国官员、企业或机构，实施旅行禁令、财产冻结和交易限制；同时，限制中国留学生和科研人员在美国学习和工作，试图切断中国的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渠道。五是对中国的内政问题进行干预并借机实施制裁。美国在涉港、涉疆等问题上，不断炮制谎言，并据此连续发布各类制裁令，使得全球许多企业视香港、新疆等地区为涉华经贸合作的“雷池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