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伴随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和处境进一步恶化及一些重要城市相继沦陷，中华民族危如累卵。为了“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1939 年5月，周恩来发表了《二期抗战的重心》，强调了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郭沫若、矛盾、司马文森等也发表相关文章指导二期抗战的文化工作。在此背景下，李凌、林路、赵沨等人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成立新音乐社， 团结、组织音乐工作者推动新音乐运动，发展“新音乐”。

新音乐社成立之后， 首先在国内城市建立分社，如重庆、桂林、昆明、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地，后来向东南亚国家延伸，如缅甸的仰光、越南西贡和新加坡等地，在这些地区分别以“新音乐社”的名义进行相关活动，社员曾发展到两千余人，涵盖国内外二十余地。这样有着广泛影响力的音乐社团，既是新音乐运动的推动者，也是新音乐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关于新音乐社的具体成立时间却有不同说法。鉴于此，本文从左翼音乐运动入手，通过对其主办刊物进行梳理与研究，揭示新音乐社成立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厘清新音乐社成立的确切时间。

一、从左翼音乐运动到新音乐运动

1930 年3 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受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其机关刊物《大众文艺》，以文艺服务大众为宗旨，曾设置“新兴音乐的发展”专栏，连续发表音乐类的文章，以介绍苏联音乐及其理论为主。如《革命十年间苏俄音乐之发展》《音乐的唯物史观分析》等，要求左翼艺术家深入社会底层了解劳苦大众的生活，并呼吁他们要创造出劳动人民所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新音乐，熟悉和利用各种传统文艺形式来进行大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继“左联”后，相继成立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8 个左翼文化组织，并围绕纲领积极开展各项活动。1931 年， 沙梅等人编辑出版《音乐与戏剧》，论述音乐的社会意识形态等唯物主义观点，提出如何建设革命音乐事业的问题。而为适应抗日救亡斗争的需要，左翼音乐运动也开始发展起来，1932 年，周起应（周扬）翻译《苏联的音乐》，提出尽量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指出内容上的无产阶级和形式上的民族性，强调了大众性与民族性问题，从而构成之后中国革命音乐的标准。同年，聂耳在左翼影评刊物《电影艺术》上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号召音乐工作者深入群众寻找新的创作素材。此后，左翼音乐活动逐渐增多，左翼音乐工作者纷纷建立左翼音乐组织，主要有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又称中苏音乐学会）、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等。

左翼音乐家们在这一时期为进步电影、戏剧和群众救亡歌咏活动创作歌曲，同时，深入厂矿、学校和民众中，讲授音乐知识，组织歌咏活动，教唱进步歌曲。他们通过努力所创作的音乐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不仅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还扩大了进步音乐的范围。

1936 年， 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展，“左翼”文化团体纷纷被解散，但是左翼音乐家们并没有停止战斗。由孙师毅出面成立“歌词曲作者联谊会”；吕骥、麦新、冼星海等组织“歌曲研究会”，开展有关音乐理论的研究和革命歌曲的出版活动。同时，吕骥、周巍峙等著文提出了“国防音乐”的口号。国防音乐成为30 年代“中国新音乐运动开始以后的一个转折点”。在提出“国防音乐”的口号后，为了团结更多的音乐家，吕骥、周巍峙、周钢鸣等人发表相关文章，阐明“新音乐运动”的性质、任务与策略。这一时期的新音乐运动有着不同的意义，对抗战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正如周恩来所说：“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形成， 是中国的文化运动所促成的。而新音乐运动，更是这文化运动中的主要环节。中国新音乐运动最早就与革命实践密切地关联着。”

1938 年10 月武汉失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李凌就新音乐运动的低潮，写下了“革命正在坚决苦难地行进，凡音乐工作者，应当义不容辞地站在岗位的前哨，利用自己的武器去打退敌人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