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离我们而去35年了。1990年我在《追怀导师王瑶先生》文中这样写：“不仅是深夜行车十字路口指示灯骤灭时的闪失，种种忙碌和我的思绪一样都成了断章残句，只有王瑶先生慈祥的明睿的目光时常在冥冥中质询着我的记忆。”2024年6月母校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纪念王瑶先生110周年诞辰学术活动中，我作为王瑶先生最后一期弟子，回想先生七旬之余正在响亮发声为我们引路，以他的智慧指引我博研学习和此后的学术研究，由此我重检师事王瑶先生时的资料，探讨王瑶先生如何看待社会问题和学术研究的关系，重新认识先生对我们的启示。

在我读博研后期1990年左右，系领导时而引述朱德熙先生美国来信谈到老朋友王瑶最后状态，信中说他很惋惜王瑶先生，最后几年因过于关注政治产生焦虑，影响了他晚年学术作出更大成就。当时我们觉得费解，感觉不符合实际情况。后来我读到朱德熙先生纪念文章，见他这样写道：“由于才高、兴趣广，除了读书，还关心现实，……至少可以说明他并没有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问上头。我一直认为昭琛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趣更专一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①我觉得这是对王瑶先生对待社会现实问题与学术研究关系及其晚年状态的不正确解读，我们有资料、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辨析。

王瑶先生对政治和学术关系的处理，最重要的节点是在1948—1950年。这个时候他就在集中精力埋头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时解放军从兵临城下到很快进入北平、新中国建政，王瑶曾经的领导蒋南翔批评他说：“你这时候怎么还不出来（参加工作）？”②但是王瑶并非对社会变动无动于衷，他觉得他这时首先必须完成自己的重大使命——撰写完成首部“新文学史稿”。王瑶跟蒋南翔“一二·九”前后几年有共同参加革命工作的情谊，看来蒋南翔对他是有点儿“恨铁不成钢”，很想让他参与到社会政治工作里面来，但也不是就要让王瑶脱离学术，而是想让他“双肩挑”、委以重任。而王瑶固然从左翼文青走来，像导师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有着一定政治激情，但他从中年起无疑已经确立了学术本位的理念，要奋力写好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山之作，最终写成这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新文学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