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的高秀芹组织出版了我的“学术作品集”，之后2010年1月，围绕我的书也开了一次有关当代文学研究的讨论会。那次会议在北大博雅酒店的会议室开，今天在座的许多老师，如谢冕先生、孟繁华、王光明、程光炜、陈晓明、曹文轩、贺桂梅、高秀芹等都参加了。不过，赵祖谟、钱理群、赵园老师的身体已经不如以前，这次不敢再打扰他们，而吴福辉先生2021年1月已经离世。岁月无情，让人感慨。

那次会议最后我也有个“感言”，刊在《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上，题目是《致谢，及三点补充意见》。昨天重读，发现今天我要说的，仍然是十多年前的那些老话；可见这些年没有多少长进。总的意思是，像我这样资质平常的人，能写出一些文章，出版一些书，靠的是两条：一是三分努力，二是八分机遇。

八分机遇

先说机遇，俗话就是命好。得到许多朋友、学生的帮助、支持。有些书和文章的题目也是他们起的。可以这样说，2011年《我的阅读史》之前，几乎所有的书的写作、出版都带有偶然性。我的备课确实是费心费力，很长时间对自己的研究、写作，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设计。十多年前的感言，我致谢的人很多。我说到，我的第一本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出版在1986年——离50岁只有3年，这部书稿是当时在出版社任职的黄子平写的审读意见；因为他的肯定，书得以顺利出版。1989年岁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杨匡汉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要组织出版“新世纪文丛”，询问是否有书稿加盟。我说没有，但也许可以从讲稿中摘出一些段落。于是，在1990年那个寒冷、没有鞭炮声的春节和寒假期间，拼凑了十几万字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的书稿。1991到1993年我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上了两年课，其中专业课是中国当代文学。临回国时，协同我授课的刈间文俊教授让我把讲稿整理，说他们会翻成日文出版。虽说后来没有翻译，但要不是他的提议，回国之前这些凌乱的纸片很可能就处理掉了。这个十几万字的书稿压在抽屉里3年多，觉得水平不高从未想过联系出版社。一天闲谈，来自香港的学生陈顺馨说也许可以拿到香港试试，这才有了在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一生痴迷、献身于中外社科人文书籍的出版传播，2008年年初被倒塌的书架压在书堆之中，不幸猝死。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震惊。1993年秋天从日本回来，谢冕、孟繁华主持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的写作早已启动，谢老师见到我，说你就写《1956：百花时代》吧。没有他的不容分说的命令，也就没有这本书，连书名也是他起的。1996年，教研室打算合作重编当代文学教材，讨论过两次。由于各人提交的提纲分歧太大，集体编写陷入困局。有了钱理群老师的“为什么不自己编一本”的话，我才有了自己编写的念头。书稿交到出版社，相关的负责人并不热心，觉得当代文学没有学问，有了《当代中国文学概观》足够了，设若没有高秀芹不屈不挠的坚持，就不会有这本书。1997年社科院的贺照田找到我，说他们正在做“九十年代文学书系”的选本丛书，各分卷主编都已经确定，让我担任总主编。出版社总编辑对各分卷主编（戴锦华、蔡翔、程光炜、南帆、耿占春）耳熟能详，却从未听到过洪子诚的名字而表示异议，在贺照田苦口婆心的解释、坚持下，我终于保住主编的名分。至于《问题与方法》更纯属偶然机遇。1999年9月6日上午，走进北大一教104上“当代文学专题”第一堂课，看到讲台上放着卡带录音机，疑惑中我得到的解释是：录下来说不定可以整理成书稿。没有当时还是在读博士的贺桂梅的自作主张，没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郑勇先生的积极支持，也不会有《问题与方法》。没有莱顿大学柯雷教授的推荐，和“布里尔中国人文研究丛书”主编张隆溪的接纳，也不会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英文版；连译者戴迈和也是柯雷寻找确定的。2011年8月，原九州大学岩佐昌暲教授来信，说他将从熊本学园大学退休，学生要给他编一本论文集作为纪念。他没有答应，说还不如翻译一本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好，并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他和他的朋友、学生组织了翻译小组，历时两年。2013年我在台湾新竹的交通大学任教，6月中旬他专程从福冈飞到台湾新竹，带来300多个翻译中遇到的问题跟我商讨。没有岩佐昌暲和他的朋友们，也便没有当代文学史的日译本……我这样琐碎啰唆讲这些事情，是要证明八分机遇不是虚言。几十年来，得到许多朋友、学生的帮助、支持，这是幸运，机遇是他们给予的，这里要衷心表示感谢。

三分努力

但我也不是不努力。“努力”的动力主要来自一种恐惧感，唯恐落伍被抛弃。特别是我在一所水准很高的大学工作，面对许多优秀学生，我不愿意被嫌弃，这是我当教师的持续性焦虑。2017年11月18日下午，借钱理群的《鲁迅作品细读》和我的《文学的阅读》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凤凰读书会邀请我们在北京单向空间做一次对话。主持人是高远东教授，“文学阅读的社会空间与当代精神发展的可能性”的题目也是他拟定的。这个对话有15000多字，本来打算编进我的《对话与访谈》这本书。可是不明白为什么终审时被删去。所以，借这个机会将对话中我的部分摘要（个别地方有修改）放在下面，说明我的努力的性质——

“文革”的70年代我也读书。不过不是鲁迅，也不是“公共性”阅读。……相比起来，觉得在阅读上和钱理群是两种境界。他是从文学介入社会现实，我是借文学逃避。这让我想起上海吴亮说的，大意是说70年代他的阅读，与其说是求知的饥渴，不如说是逃避的饥渴。“逃避”自然是消极的了，不过如果做点自我辩护，有时候也还有一点点积极的意义。逃避也是对另外的世界，另外的语言方式、情感方式，另外的生活方式的想象、期待。我们不是常说“上坡的路和下坡的路是同一条路”吗？但逃避没有付诸行动，因此，上坡的路跟下坡的路总归还不是同一条路。

刚才高远东说，钱理群是积极浪漫主义，我是消极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就是堂吉诃德了。不仅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坚持在晦暗中寻找、发现光亮，始终不懈奋斗、争取。钱老师有一本书叫《丰富的痛苦》，讨论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