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可以和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并提媲美的文学史著作。王瑶先生的“史稿”，规划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版图，洪子诚先生史学立场的当代文学系列研究著作，则实践了另一种当代问题研究与书写的方法，开放了当代问题的讨论空间。

就学术角色而言，王瑶先生、洪子诚先生大概说来都是有开山拓土之功的文学史家。他们共同的努力，是将还在演进的文学现象变成历史，成为可以认识和传授的知识谱系。这是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文学与历史是矛盾的，而将当代文学现象变成历史，还要加上当代与历史的矛盾。这双重矛盾，成了当代文学史家们的劫数，他们命中注定要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西西弗，不断地推着石头上山，又无可奈何地看着它从高处滚落。这不是危言耸听，仅以王瑶先生初版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这可是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研究格局的文学史。1981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与当时在读王瑶先生硕士却同时给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生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的钱理群老师聊天，他说他研究现代文学的起步，就是把《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所提到的作品都抄下来读一遍。然而这样重要的指引，自诞生以来就质疑不断、争论不断，其中当然有很复杂的时代原因，但将未经过滤的“现在”当成历史的纪念碑肯定是太匆忙了。可不，过后不久，一旦新社会要为自己建造文学的纪念碑，中国当代文学史领到了出生证，“中国新文学”也就不叫新文学而改名“中国现代文学”了，读着“史稿”成长的、“文革”结束之后王瑶先生的首批入门弟子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也不再拘限于“史稿”的格局与观点，另写了一本题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学史，被相当多大学中文系采用。

“另起炉灶”是以创新向先生的学术风范致敬，也昭示了将“现在”变成历史的悲壮：因为时间太短，因为运动员不能当裁判员，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无论个人才华出众或者平庸，无论工作认真或者苟且，都改变不了各种当代史的临时性、权宜性的命运。这一点，王瑶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意识到了，在再版《中国新文学史稿》时，他说过：“人的思想和认识总是深深地刻着时代烙印的，此书撰于民主革命获得完全胜利之际，作者浸沉于当时的欢乐气氛中，写作中自然也表现了一个普通的文艺学徒在那时的观点。譬如对于解放区作品的尽情歌颂，以及对于国统区某些政治态度比较暧昧的作者的谴责，即其一例。”①王瑶先生的自省告诉我们，我们同时代的文学是复杂的，而置身其中的我们又受限于时代的认识，面对未经沉淀、未有共识的现象，作为当代剧情中既是演员也是观众的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史的方式来谈论同时代并行的文学。

这种方式被洪子诚先生找到了，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开始，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不再是一个将“现在”变成历史，像一般的文学史那样，生硬承担划定边界、传播知识、树立典范的功能了，它开始正视自己的“当代性”：不是让“现在”变成过去，成为可读可授的知识体系；而是让我们重新面对它的驳杂多义，变成激活人们思绪，可对话、可续写、可改写的文本。这是有其时代“具体性”的文学史，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文学史：切入历史的具体形态——以洪子诚的研究为例》②的读后感，将它称为“问题文学史”，意为它自觉面对和梳理了当年发生，现在仍然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我们的问题，同时自身也呈现为一个学术问题。我说它自身也是一个问题，一方面是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史》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文学史观和方法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它在“文化研究转向”中受新历史主义影响的痕迹还比较明显。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一面，通过表层文本透析背后权力机制的运作。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以为文本背后都是政治，社会历史具有根本的决定性。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当代文学史》有很好的问题意识和宏观结构，却没有在叙述中理想地实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