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老师是我们亲爱的老师和朋友，今年是他85岁大寿，祝福洪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愿他像永远的尹雪艳一样，带领我们走向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新时代。今天的气氛，应该更多地讨论洪老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巨大贡献，总结他的治学经验和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但是，这未必是洪老师喜欢的。就我和洪老师40多年的交往，他似乎更希望讨论一些问题。

我们都知道，洪老师从治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来，就一直注意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他的名著《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以及《文艺研究》2024年第3期发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等，就是一个例证。这是洪老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国际视野，也是他治中国当代文学史诸多方法中的一种。同时，也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正如莫言在2003年说的，如果一个50岁左右的作家，说他的创作没受任何外国作家的影响，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诚实的。洪老师这代人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大概比任何一代人都更要深广。这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国情有关。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苏联文学和理论的介绍，更显示出了空前的热情。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有上千种苏联文学作品介绍到我国，《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早年的欢乐》《士敏土》《不平凡的夏天》等，迅速被我国读者所熟悉，它们被关注和熟知的程度，几乎超过了任何一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高尔基、法捷耶夫、费定、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了最有影响的文化英雄，保尔·柯察金、丹娘、马特洛索夫、奥列格成了青年无可争议的楷模和典范。同时，从1950年到1962年的12年间，我国还翻译出版了苏联文艺理论、美学教材及有关著作11种，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论文学艺术的著作7种。这种单边的文学交流，直至“文革”也没有结束。“文革”期间供内部批判交流的“灰皮书”，也不乏《带星星的火车票》《州委书记》《多雪的冬天》《叶尔绍夫兄弟》等。无论是学习还是批判，我们的文学与苏俄结下了深刻的不解之缘。

洪老师说：

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和“去苏联化”过程相当戏剧性，从情感和想象上说，它交错、重叠着梦想、憎恶、决绝以及依恋等多种复杂甚至对立的因素。这是一个文学自身无法调控的“极化”的行为。“极化”行为既影响深入、广泛，也脆弱、表层化。“化”既难以改变某些特质，而“去”也难以抹去已经进入内部肌体的因素。“去苏联化”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初那种对苏联文学依附、模仿的心态，有助于当代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但是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就在用猛烈火力燃烧“现代修正主义”的六七十年代，被燃烧的“修正主义”的异端（爱伦堡、茨维塔耶娃、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赫玛杜琳娜、丘赫莱依、艾特玛托夫……）并没有成为灰烬，却在悄悄潜入，在貌似纯洁的肌体中滋生繁殖——它们成为“文革”后期和80年代“新时期”文学变革的思想艺术资源重要部分。这就是事情的诡异之处。

洪老师的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