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面对广泛的赞誉，洪子诚谨慎，甚至警惕，谦称“像我这样资质普通的人”，人生“三分努力，八分机遇”①。“十一分”的人生，潜台词是，超出期待了。对诸如独立、良知、崇高、承担等描述，洪先生敬谢不敏。他更愿意将自己的选择描述为某种“情感障碍”，在转向太快的时代面前周转不灵，难以趋时。完全相信这种描述，显然大错特错；简单将之看作谦逊，也不尽然。这其实是洪子诚的“反浪漫修辞”，这种修辞在他的文学史研究中一以贯之。

在早年著作《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洪先生就显示了对“感伤姿态”的警惕和批评。感伤是一种影响力很大的文学风格，洪子诚却警惕感伤背后浪漫化的陷阱。感伤的实质是叙事的浪漫化，在情感化修辞的掩护下，作者和读者共同沉溺和搁浅在情绪的海滩。相比于情绪宣泄和自我感动，洪先生更看重的是深度追问和自我反思。“浪漫化”的修辞常将一层油彩涂抹于主体及作品之上，阻隔了理智之思的敞开，因此，“浪漫化”的主体容易自我感动、陶醉和豁免。有人批评洪先生的史著，文笔过枯，缺乏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更无令人血脉偾张的激情。殊不知，洪先生那种密实、枯瘦、遒劲的文风，包含着深刻的史述伦理，其实质即是对“浪漫化”叙事的警惕、回避和拒绝。洪子诚喜欢加缪，《我的阅读史》中有精彩讨论。关于加缪的小说文体，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加缪小说文体上的坚硬干瘦，这不是一种多肉多血多情的文体”“这种近于风干的文体却包含了丝丝入扣的丰富思想纤维，它抽干了戏剧性的血肉，却准确地抵达了思想的筋骨。这种干瘦的文体，正是加缪诚实伦理的一部分。”②我对加缪文体与精神伦理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洪先生的著述认识到的。

洪先生表里如一、文与人齐。他之反浪漫化，不仅指向研究对象，也指向自己。所以，他也警惕“浪漫化”的叙事油彩加诸自身。不妨说，“反浪漫”描述指向的同样不是“本来的”洪子诚。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任何“本来”都必须经由叙事来表达，而任何叙事都携带着油彩。相比于“浪漫化”的油彩，他宁愿先行为自己上一层“反浪漫”的清漆。油漆通向偶像，清漆则为防腐。

洪先生治史有一种张力结构：方法上是多元论、构成论，价值上却有定点和确信。因知道历史的多元性、叙事性和含混性，所以“回撤”和“抵抗”便成了他靠近历史的主要方式；因对历史之真仍有信心，所以他并不止步于揭示多元，指出“叙事性”，而要不屈不挠地撬开历史叙事的板结。不妨说，“抵抗”是洪子诚“历史化”的内在语法。他抵抗凝固的历史叙事，抵抗带来历史的去蔽和敞开，并且连“抵抗”这个词都“抵抗”，回避这个词携带的感情色彩。所以，洪先生“反浪漫”，内在是“抵抗”，抵抗叙事和修辞，以回撤到更内在的诚与真。虽然“反浪漫”本身也是一种修辞，抵抗作为方法却使“反浪漫”比“浪漫”更不容易凝固。

二

以上所述，看似是治史方法，实是方法与史家主体性的关系。真正的理论方法绝不是外加的，必从史家主体的人格结构中来。洪先生《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一书专章谈治史与史家主体的关系，这个问题其实甚少人谈。洪子诚深知“离开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加入，论述可能会成为无生命之物，‘历史’有可能成为悬空之物，但过度的投入、取代，对象也可能在‘自我’之中迷失，‘历史’成为主体的自我映照”③。历史叙事应尽量避免主观性，却无法也不应简单反对主体性。史家主体性既可能敞开历史，也可能遮蔽历史。关键在于，史家保有何种主体性。因此，讨论洪子诚的史家人格便颇必要，洪子诚历史研究的活力、耐力和创造力可能隐藏于此。

一般而言，史家和批评家具有不同的禀赋。批评家前卫、敏锐、活跃，善于对最新的现象作出及时的诊断和回应；史家后撤、严谨、耐烦，长于条分缕析和分类上架。批评家往往激情澎湃、才华横溢，史学家则沉稳内敛、博学慎思。洪子诚爱说自己迟钝、感受力弱，无法成为批评家才成为文学史家。此话也当不得真。须知好的、开启新范式的史家，必得既沉潜又敏锐。同理，好的批评家，也必既善于冲锋陷阵，又具宏观之视野。《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等著述显示了洪子诚良好的感受力和机敏的学术思维。可是，洪子诚的敏锐，确实不同于那种在文学第一现场冲锋陷阵、开宗立派的批评家。他更长于在迷雾重重的时间迷宫中清理出豁然的小径，他的敏锐，更属于史家的敏锐。

人们多谈洪子诚的严谨，却甚少讨论他的敏锐。其实，敏锐性贯穿于洪子诚整个研究生涯的始终。《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显示了洪子诚的冷峻，与浪漫化激情保持距离，内里也有敏锐。《1956：百花时代》对这一年错综复杂事象的安排，线索之繁和问题化秩序的建构、细节之微和宏大历史结构的张力，同样需要历史感和机敏性的化合。“年份学”的创意，是当时整套丛书④的体例，并非洪子诚自创，但他可能是探索得较好的几个之一。《“当代文学”的概念》一文，将“当代文学”打入双引号，显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思维，自然也是机敏的。可是，出版后影响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给人的感觉却是老练遒劲多于机敏锐利。这跟此书作为当代文学“总体史”和教科书属性有一定关系，陈平原便对香港青文书屋版《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单刀直入、片刃杀人的风格印象深刻。“总体史”要平衡制度研究、现象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的多重关系，也要协调专著和教材的矛盾冲突。结果是，誉之者谓其老吏断案、言简意丰，非之者谓其枯涩凝滞、文气不沛。《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洪著传播最广的一部，也形塑了很多人对洪子诚学术风格的理解：史料丰富扎实、叙述老练沉稳、文风严谨审慎甚至不无“犹疑”。《中国当代文学史》某种程度“遮蔽”了洪子诚作为史家的敏锐，只有少数专业同行才能明白，洪子诚将当代文学史这一学术重器挥舞出新招式，并非光有沉稳。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呈现了洪子诚的史观、理论和方法，作为课堂讲稿，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冷峻与幽默兼有，深受读者欢迎。但所论毕竟是较深入的文学史理论话题，并未改变洪子诚在很多读者心中严气正性的学术形象。及至《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等著出来，人们读到“不惮于坦露自身的文学趣味、审美观念和文学偏好”⑤的洪子诚，一个曾为巴金《家》痛哭，热爱古典音乐，对1990年春节收音机播放布里顿《安魂交响曲》时那种冷寂诡异的氛围仍记忆犹新的人……或许并非一个不一样的洪子诚出现了，而是洪子诚敏锐、感性、重细节的另一面得以呈现。2016年出版的《材料与注释》迅速引起学界讨论的热情，绝非致敬长者的礼节性热情。在很多人只能写写随笔的年龄，洪子诚机敏地找到“注释”这个支点，撬动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一块坚硬庞大的石头。“材料”是坚实的材料，“事件”是确凿的事件，“注释”是简约的注释。这里包含着对阐释及其可能的叙事性的警惕，因此它所敞开的历史的丰富、驳杂和幽深才尤其令人无从反驳。《材料与注释》显示了洪子诚作为史家勘探历史的意志和技艺，你会感慨，他坚如磐石，却敏如猿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