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文艺”的经与权

“人民文艺”是个历史性的概念，它自身包含着根本目标与现实策略之间的张力，即经与权的矛盾与统一。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称《讲话》）等经典文献中，毛泽东深刻把握了这种哲学关系。

据胡乔木回忆，关于《讲话》，毛泽东最认可郭沫若的评价，并引为知音之论。按郭沫若的说法，《讲话》的要害在于“有经有权”，既有“经常的道理”，又有“权宜之计”①。对此，陈晋做了更具体的解释：“一个是当时扬‘普及’而抑‘提高’，这里‘权’的成分是很显的；一个是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也是‘权’的成分多一些。”②

但是，这个问题，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在我看来，《讲话》所表达的“人民文艺”的经与权，并不仅表现在内容的层面，还表现在形式的层面，即《讲话》本身的修辞方式。毛泽东发表《讲话》时，深刻地意识到了经与权、原则与策略、根本目标与现实任务之间的紧张，因而不得不采取隐微的讲法。真正的“人民文艺”或它的理想状态，远景与目标，并不适合讲，讲多了反倒有碍于它的达成，只能把现实任务当成目标来讲，把最终目标的当前环节当成目标本身来把握，才能打通走向最终目标的道路。因而，作为历史展开的内在环节，《讲话》对“人民文艺”现实任务的表达，既有强烈的自我肯定，又充满了自我否定。在这个意义上，《讲话》是真正的哲学表达，是毛泽东式历史辩证法和矛盾论的出色运用。《讲话》的修辞本身就体现着“权”，有些话，从根本目标上来看是错的，但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讲就是对的，可以促使目标的达成。反之亦然，从根本原则上讲，有些话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放在特定语境中却是错的，恰恰违反了“经”的本义。只有权，才合乎经，这大概正是《讲话》一再强调的所谓“革命的功利主义”的真义吧。

对于《讲话》，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是胶柱鼓瑟，缘木求鱼，是教条主义或“形而上学”。很多人看似表面上对《讲话》或“人民文艺”尊崇备至，无比拥护，其实却违背了真“经”，这大概让毛泽东备感孤独和寂寞吧。只有郭沫若初步摸到了正确的门径，大体符合“辩证法”，虽说也未尽其义，毕竟已是难能可贵，所以受到毛泽东赞赏。但也仅止于私下的赞赏罢了。因为，经与权的张力与矛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到底，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的可被清晰表述的实质性的原则，原则性本身也要在动态变化的时势中加以把握，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并具有新的内容。不过，它的总体精神和方向是稳定的。

什么是“人民文艺”的经与权？“经”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向，权是特定时期的具体的历史任务，一个个有待不断克服的具体环节。从深层的辩证法来看，“权”是在历史约束中的具体策略，它并不必然表现为对终极目标的持续而无间断地逼近，有时，它甚至可能表现为后撤和迂回。革命党的政策，是内在于这个历史展开的逻辑的，当然，它同时也是作用于这一过程的能动性力量。因而，领袖代表政党所做的《讲话》只能表达有限的真理，这就是“权”。《讲话》本身是政治性的修辞，不是学术性的真理陈述。

遗憾的是，这种未被清晰表达，也不宜被清晰表达的“经”的内容，越来越被忽略了。随着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权”的内容被固化了，逐渐转化为至高无上的“经”。此后的建设时期，并没有像革命者乐观估计的那样快速切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紧迫的任务一直压迫着革命党进行现实的选择，这种持续的张力使新中国仍保留了延安时期的“经与权”的紧张感。现实并没有为迈向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准备好充足条件，相反，政治和经济建设，或者说社会主义的物质建设，反倒要求着文化继续扮演它催生物质性条件的先锋角色。这种状况也使毛泽东本人非常无奈，他经常表达对文化建设的批评（批评的指向是双重的，一是文化所发挥的效用不如人意，二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本身迟缓，尤其在“人民性”上存在欠缺）。据陈晋的说法，在1960年代，毛泽东曾表达过对《讲话》的不满，并说过“对这篇东西很不满意，自己没有兴趣看它”③。这或许显示了他对始终无法摆脱“权”的纠缠的焦躁情绪。

李洁非、杨劼的解读是符合实际的：“依《讲话》自身来看，‘面向工农兵’系40年代党就其对于文艺之所需，而提出来的权略。这要求及其附加的一些提法，本来都是以‘用’为务，顺应着当时革命的实际，适合着根据地的文化面貌，甚至跟延安的物质水平、经济条件亦不无关系，皆非永久之策。它们第一并不体现毛泽东内心真实的文化取向和尺度，第二也不代表毛泽东对将来整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构想，主要是‘从实际出发’的产物，这一点，应该说是确定无疑的。”④

当然，经与权的内容要更为丰富，其核心议题包括：如何把握文艺的人民性？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角色？它们归结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何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对于这些问题，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未必完全自觉和思考成熟，一是囿于时代条件，二是缺乏理论参照。毕竟，社会主义文化应该什么样，即使马克思、恩格斯也未必清楚，因而没有留下具体清晰的理论描述。但是，经历80年历史风雨，拥有前人不曾拥有的后见之明，我们至少应当明白，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不应该是什么样。这引导我们重新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成就与经验，也要求我们认真反省“人民文艺”发展的曲折与顿挫。

二、“人民性”的历史展开

《讲话》发表于1942年，随着民族战争进入转折时期，“阶级矛盾”开始跃居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它指向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性质的新的国家的问题。此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因应这种历史形势而创作的。同一时期，延安还组织了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批判。又破又立，勾画了新中国的未来形象。服务于这样的战略需要，毛泽东将文化提升到“文化战线”的高度来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原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将文化提升到和政治并列的高度，即：文化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政治能否成功的保障，它本身还是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内容。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之后的社会主义文化，或“人民文艺”的“经”的内容，在当时的情势下，是不太适宜突出的。因此，这些文章只是着重强调了文化作为政治侧翼的功能性的一面。不过，毛泽东还是挑明了二者之间的历史的也是逻辑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⑤

新民主主义阶段只是“经”的历史展开的一个环节或序幕。此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与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物质实践同步进行的，也是互为因果的。它们的最后成果，表现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及最终的人类解放，人民获得全面的主体性，既包括物质生产和分配的主体性，也包括文化创造的主体性。这才算实现了真正的“人民文艺”的目标。

在党和文艺的关系、组织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问题上，表面上看，《讲话》的确表现出某种列宁主义的特征，这也是被后世视为“经”的重要方面。其实，这不过是“权”的内容。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在毛泽东思想中，一直存在着和列宁主义的重要差异，更强调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自我能动性”或“自发性”⑥。事实上，这才是“人民文艺”更为根本的方面。关于“组织”与工农兵甚至无产阶级的一致性或代表性，如从“经”的角度看，后世的固化理解是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