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文学的

“形势”与“任务”

在讨论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之前，需要注意到1976年至1979年，存在着一个在社会各领域“拨乱反正”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不仅影响到随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同时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的脉络轨迹形成深刻关联。当然，应指出，囿于其时的局势气氛，1976年至1979年在文学层面的调整是迂回的、有限度的。在此，1977年“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系列活动与文章，或可视作这一阶段国内文学路线方针的特殊注脚。如该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文章《更高地举起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旗帜——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就强调“三十五年来，……文艺战线上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仍然是坚持还是反对工农兵方向这个根本问题”，由之说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二为”方向依旧是“过渡期”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贯彻准则，但社论文章也鼓励文艺工作者“反映全国人民努力实现大治、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斗风貌，反映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历史进程，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①。同期署名“文化部理论组”的文章则重申毛泽东的“双百”方针，且揭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文艺发展、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②，这也为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的转向提供了理论前提与可供腾挪的空间——在“纪念”的氛围里隐隐有着指涉未来的投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而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的关键节点。不过在第四次文代会筹备前夕，还有诸多构成草蛇灰线的“事件”：比如1978年5月27日召开的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第一次使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这样的词汇，从而宣告了‘新时期文艺’的正式诞生”③。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巴金的大会发言稿题目即为《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且巴金在发言中昭示了其时社会主义文学的显豁课题是“要大力表现新时期中的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④；又如1979年2月3日《人民日报》重新刊发周恩来1961年6月19日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继而国内众多报刊均转载了这篇讲话稿。周恩来在讲话稿中针对1950年代后期有“收”迹象的文艺前景，释放了隐含“放”的信号：“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是不敢说不敢做。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现在我们要使人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⑤《人民日报》等报刊在1979年初重刊周恩来近20年前的讲话稿，一方面承接1978年全国范围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所积蓄的思想解放氛围，同时也隐然是相关方面以“1961年”的气象呼应1979年国内文艺界即将到来的新变。

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出席大会并发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邓小平首先肯定了十七年的文艺工作，同时明确“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⑥。而关于彼时的文艺属性问题，周扬的大会主题报告作出如此界定：“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文艺是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⑦在此基础上周扬总结了“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对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文学建设进行构想。邓小平的《祝词》与周扬的大会报告皆没有使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说法，这也是在调整、转换社会主义文艺指导思想及相关文艺政策的过程中逐步淡化文学“工具论”色彩，激活文学创作者的创作热情。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的《祝词》与周扬所作主题报告，也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起到了指导作用。其后不久的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文章《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式明确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新“二为”方向。

但应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与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看似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的新的拐点，不过1980年前后的国内文学界，无论是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抑或文学制度建设、报刊出版、奖项设置等，依旧保有对1942年“延安讲话”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框架与文学创作导向的有意识遵循。如这时期的“伤痕文学”思潮，纵然从文学主题、思想意旨上是对特殊政治年代的纠偏，但《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铺花的歧路》（冯骥才）、《枫》（郑义）、《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等“伤痕文学”作品，其内关于人物的塑造、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解读、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标示等，多仍遵循“前三十年”的文艺路线与观念立场。有鉴于此，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的“开端”并未产生显见“断裂”，而相关学者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挥手作别的判定显然也就有需要商榷之处。

而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微妙变化，1980年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年份。该年初，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冯牧在《文艺报》第1期发表《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兼谈革命作家的庄严职责》。这篇文章对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⑧这一时代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文学提出了进一步的急迫诉求。同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承接第四次文代会《祝词》的思路，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邓小平提出更明晰的目标：“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⑨尽管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便点明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与社会主义新人的关系，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则将之提升到“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的高度，而怎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书写“社会主义新人”，也就构成了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攻方向。进而也就不难理解，何以1980年代初期“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等潮流如此重视“新人”的塑造与深化。

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即使1980年代初期的写作者有意识向主流意识形态提出的要求靠拢，积极书写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人”，但他们作品里的“新人”时常深陷“人民的文艺”与“个人的文艺”的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