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是1930年代文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左翼文艺运动从理论到实践推动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同时，中国左翼运动参与了“红色30年代”的世界性革命浪潮，深刻嵌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国内政治与世界战争语境，使得夹缝之中的左翼加快了普罗列塔利亚阶级观念与民族革命话语的结合，在文艺大众化的吁求与主体下沉中，关联着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从“革命文学”论争到1930年代左翼运动的发展，从文艺大众化倡导到“民族形式”讨论，从“大众”到《讲话》的“人民性”，作为民族国家构型的中国性不断凸显。

一、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与

大众化的阶级话语

1928年前后，苏联“拉普”、日本“纳普”的无产阶级思想及其组织方式的中国传播为普罗列塔利亚阶级意识的强调和论争打开了路径。这一时期关于革命与文艺关系的阐述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影响着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转换。在此期间，受到俄苏文艺理论家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以及日本、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藏原惟人、辛克莱等的文艺思想的影响，“革命文学”论争以强调普罗列塔利亚阶级意识的获取，试图形塑文艺作为政治留声机的工具理性。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中来，这场论战为左翼文艺思想在中国的移植和传播创造了条件，正如鲁迅所言：“我有一件事是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①1929年，鲁迅在上海与冯雪峰、施蛰存、戴望舒等合作，致力于译介苏联的文艺理论，并主持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现代文艺丛书”“文艺连丛”等三套翻译丛书的工作，虽未能出齐全，但是由鲁迅倡导的文艺思潮扩大了左翼文艺的影响，鲁迅也逐渐成为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旗帜。

1930年，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指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是唯一的文艺运动。……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②同年3月，在中共“文委”的领导下，左联成立大会召开，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左翼文化运动战线的形成。纵观左联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文艺领导权思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实践，既有生硬挪用的“幼稚”，关门主义的教训，也不乏革命知识人对普罗理念操演、走向民众的自我批判经验。以左联官方名义发布的带有鲜明阶级革命立场的重要决议有《左联理论纲领》（1930年3月）、《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1930年8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1年11月）等。同时，左联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工农通信员运动；在富有实绩的左翼文学中，更是丰富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模式，形成了关切时代脉搏的左翼文学精神和叙事传统，深刻影响着延安文艺乃至“十七年文学”的发展。左联及其发动的文艺思潮逐渐成为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社联”“剧联”“美联”“电影小组”“音乐小组”“文总”的成立也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左翼文艺运动。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为中国左翼文化的独立性探索奠定了基础，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左翼文艺运动对普罗阶级理论的强调在1930年代深入到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成为《讲话》“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先声。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知识分子的阶级主体观在1920年代发生了新变，不仅知识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要被“奥伏赫变”，而且要到无产阶级阵营之中去，获得普罗列塔利亚的阶级意识。阶级革命思想随着国民大革命散播开，与之同时，中共在组织与宣传阵线上始终将阶级动员放在突出位置。1926年，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指出倾向革命的作家“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③。这是在阶级革命话语的发生阶段就提出了革命作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问题。1931年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明确提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现实命题④，从而确立起大众化问题在左翼中的主导地位。

文艺大众化讨论时期，瞿秋白的《“我们”是谁》一文中认为：“我们发见‘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⑤如何从大众之外进入到大众之中，成为大众当中的思想者、行动者、实践者，这是左翼大众化的现实要求。丁玲在1932年创作了带有转折意味的小说《水》之后也向中共党组织提出希望能前往苏区，与群众生活在一起“体验生活”的愿望。应该说，左翼话语不仅主导了大众化的问题，也孕育着延安《讲话》之后作家“深入生活”的1930年代逻辑线索，换言之，知识分子的自我革命与改造在现实革命话语的发展脉络中有其思想连贯性。而这种阶级之于革命、革命之于主体、主体之于实践的迫切性是内置于20世纪革命逻辑的，并在左翼文化运动之后、1940年代延安文艺中得到深入、持续的论证。

左翼大众化把民众、大众工作摆在了革命动员的突出位置，大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逐渐在左翼作家的革命言说中愈来愈重要。由话语言说到革命实践，左翼为现代中国的阶级革命理论注入了新的可能性。这也是立足于20世纪整体革命史观，需要重新进行发掘与阐释的重要论域。

二、作为民族国家构型的左翼时代性

1930年代既是世界经济波动，不确定性加剧的时期，也是帝国主义结成法西斯联盟，世界性反战浪潮迭起的历史阶段。“九一八”之后，左联率先发出《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号召“把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的战争，变做真正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的民族战争！”⑥左翼普罗阶级的革命话语召唤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上的革命前卫性，这种前卫是必然要内爆于现实政治——所谓的“文艺统制政策”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文艺”，也将其锋刃指向了试图把“文学创作纳入国家行为”⑦的党国意识形态。

如果说阶级革命是1930年代的底层逻辑，那么因外在国族（种族/族裔）威胁而“再造”的民族国家话语则是政党政治谋求历史合法性的显在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