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艺的“世界视野”有着超越美苏所主导的冷战格局的“多极世界”构想。它既尝试了“苏联化”与“西化”，还开拓了“第三世界视野”。社会主义文艺一直根据冷战的多变局势调节其世界视野，并时刻面临内忧（战后发展现代化的资源不平衡问题）外患（被美苏等大国忌惮甚至封锁）的发展困境。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文艺依然在内外压力中，创造了流传至今的中外合璧佳作，由此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独特风景。

一、冷战时期“世界视野”的多重调节

实际上，社会主义文艺不曾与“世界”脱钩，只是该“世界”不单指西方，而是根据二战后的多变局势几经调节。中国，在历经20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战事后，急需合理地运用外部资源重建并推动现代化。

中国1950年代引进的苏东资源，指的是从苏联与东欧引进的156项重点工程和成套设备①，由此构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同一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也开始聚焦于“苏联化”。中国作协、中央文学研究所与《文艺报》是借鉴苏联作协、高尔基文学院与《文学报》而设②。俄苏文学开启大量译介。在1953年举行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苏联作协于1934年一代会通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最高的文学规范。1956年“双百文学”的发端也与苏联的“解冻”文学有关③。然而，由于1950年代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歧，中苏开启了十年（1956—1966）论战。这导致苏联资助战后中国重建的资源被迫中断，社会主义文艺初期建立的“苏联化”视野面临失效危机，以致陷入“去苏联化”④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文艺初期的“苏联化”虽因中苏分道而顿挫，但它不乏重置“世界视野”的储备。以1954年《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为例，它呈现了彼时“世界视野”的开阔性。该书目选入了两成的中国文学经典，并收入了13%的马克思主义论著、21%的俄苏文学经典与42%的他国文学经典⑤。由此观之，社会主义文艺初期的“世界视野”纵然聚焦于“苏联化”，但实际上，中外（主要是古典）文学仍在关注范畴。该书目虽未包含第三世界文艺，但以杨沫为例，她曾参与1958年与1966年的亚非作家会议⑥。中国作家在1958—1966年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⑦，有助于开拓彼时的“第三世界视野”，从而寻求突破被苏美封锁在外的地缘政治困境。

此外，借鉴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被确立为最高的文学规范，但中国经验与中国传统仍被视作必不可少的转化中介。以周扬为例，他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指出“必须以本国人民的生活和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为依据，向先进的苏联文学学习”⑧。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对于中国人民生活有真实的反映，并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有反思性继承。由此观之，除了“苏联化”，“中国化”也是社会主义文艺不可或缺的根基。

社会主义文艺尽管具有第三世界视野与中国意识，但它依然面临被苏美等国封锁与现代化资源短缺的瓶颈，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1960年代的“大跃进”与“三线建设”政策，并影响其“世界视野”重塑。彼时之所以强调对于古今中外文艺经典——特别是苏美等国文艺作品——的反思意识，是为增强社会主义文艺与世界文学竞逐的气魄，扫清妄自菲薄的心理。显然，这是根据社会主义文艺已有的“世界视野”而设，它希望松动“世界视野”的边界，打破对已开发文化的尊崇心理，从而强化民族自信。然而，由于批判性研究古今中外经典的尺度不易把握，社会主义文艺很快地出现消极译介并遭遇发展顿挫。

直至1970年代，西方发生经济危机与石油危机，中国才有机会从抗美援朝战争的敌手、苏联的对头——美国（西方），引进现代化与工业化资源。在19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缓和，中国开始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加强支农工业和基础工业”⑨。1978年，中国再度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展78亿美元的引进计划⑩。上述情形均暗示了1970年代“世界视野”一度面临的转型挑战。从1950年代的“以苏联为师”到1970年代“以苏联的对手（即西方）为师”，这个在冷战两极的经济模式转轨，造成了上层建筑的转型挑战。

尽管从“苏化”到“西化”的转型过程不易，但实际上，社会主义文艺曾预做准备：一方面，它于1960—1970年代，曾小范围地出版用于批判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与哲学著作（即“黄皮书”）11。换言之，西方“现代派”作品曾以“内参读物”的形式，有限地加入彼时的世界视野。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艺的“苏联化”，不单指学习苏俄文艺，因为苏联所处的欧亚大陆位置，使其18世纪开始接受“西方启蒙主义哲学和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12。与此同时，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也被欧洲作家视为西方文化的内在构成与思想高峰。由此观之，社会主义文艺的“苏联化”伴随着部分“欧洲化”，由此为1970年代借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源，播下了一些思想种子。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文艺“世界视野”的多变性，源自中苏与中美（西）在冷战时期的关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