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开始了，或者说重新开始了。
谁也无法忽视毕飞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里的时间，尤其是故事发生的起点——2003年6月，“非典”，它过去喽。从2003年到2023年，故事的讲述年代与作者的写作时间构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关系，这是作者与读者达成的第一个契约。我们迫切地想知道，毕飞宇暌违多年写下的长篇小说将会如何叙述作为历史的“非典”，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如何想象今天的世界与自身。
一、在医院外：吃药的政治与疾病的想象
毕飞宇像是开了个玩笑，小说中“非典”刚出现，似乎就消失了。《欢迎来到人间》没有将目光聚焦在SARS病毒传播感染、人人自危的例外状态，而是选择从“非典之后”的日常生活开始讲起。但毫无疑问，《欢迎来到人间》里的疾病无处不在又含混多义，不仅作为“看不见的手”充当了小说的叙述动力，并且其中潜藏着文本深处的精神密码。这迫使我们不断地展开追问：谁是病人？怎么病的？在何种意义上被界定为“疾病”？与拯救/疗愈又构成了怎样的关系？
不难辨认，泌尿外科的患者老赵是“看得见的病人”。不过，小说中关于老赵尿毒症的叙述空间并没有围绕“在医院中”，而是回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房间。叙述者一方面冷静细腻地用写实的笔触还原出老赵患病后如齿轮般按部就班的日常流程，另一方面贴近了病人的内在视点，肆意汪洋地想象着他努力从绵长、寡淡的日子中挤出几丝新奇和支撑自我的意义。“老赵也蓝了，抽象。渡尽劫波的蓝。吉祥和如意的蓝。不寂不灭的蓝。老赵终于和蓝融为了一体，圆融啊。老赵在一万一千米的高空及九千八百公里的速度摆脱了书房，主啊！阿门！阿弥陀佛！”①小说将取景框对准了老赵对抗无聊、重复、枯燥的生活方式和煞有介事的矛盾心理，其中悖谬之处就在于病人既要争取“时间”，又要对抗“时间”。
除了与漫长的时间展开搏斗，《欢迎来到人间》还掀开了病人的生活中更为秘而不宣的变化——家庭结构里权力关系的悄然翻转。“吃药的政治”是书中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保姆的一句嗔怪“已经好了”，让老赵萌生出想要“自己吃药”的愿望，这本应是健康向好的证明。然而妻子爱秋在承担护理职责的同时，也享受着付出所带来的裁量权，将自己从退休前的顺从者改写为主宰者，毕竟“被需要”本身就是家庭内部话语权的重要来源。因此老赵“自己吃药”不会带来负担的减轻，反而是对新的权力关系的挑战。在这场角力中，老赵最终在自言自语地嘀咕“傅睿大夫是怎么交代的？‘一顿都不能少’”②中败下阵来，匍匐在了爱秋面前。小说由此楔入了日常生活的内面：病人真正难以忍受的不在于疾病本身，而是对疾病的想象。压垮老赵的并不是“尿毒症”带来的病痛折磨，而是附着在“尿毒症”之上的心理暗示、头脑当中的可怕联想、复发可能导致种种后果的耳鬓厮磨。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疾病在社会认知中往往被赋予了道德色彩和文化隐喻，不同的生理疾病负载着浪漫化或污名化的意义。在她看来，应当以科学性的思维还疾病以本来面目，“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③，“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④。然而，消除社会文化所带来的疾病的隐喻就能够平息想象吗？这种美好的愿望或许也是另一种浪漫化的想象。
有必要提醒的是，正是脑海中浮现的“傅睿大夫的交代”成为压垮老赵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毕飞宇将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放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在现代医学观念中，一个病人或许可以拒绝来自文学作品和流言蜚语所描绘的关于疾病的种种歪曲，但他无法拒绝“医生”这一身份背后的“科学”“安全”“健康”的附加意义。正如柄谷行人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把疾病当做纯粹的病而对象化的现代医学知识制度……科学的医学虽然除去了环绕着病的种种‘意义’，然而，医学本身则更为其性质恶劣的‘意义’所支配着”⑤。当病人以科学至上的信念把希望寄托在医院和医生上，这又未尝不会以科学为名滋生新的“迷信”和盲从。
在老赵患病之后的精神世界中，作为主治医生的傅睿充当着上帝，扮演着最高意志和绝对权威，而回到家庭生活，照料者爱秋就成为医生的延伸或替身。当傅睿第一次半夜造访亲口宣布老赵“很好”之后，老赵如同得到了神谕，并且在原有的权力格局下开始活动筋骨、进行有限的反叛，选择了调戏更低一级的保姆明理。而傅睿阴差阳错地再次造访时流露出的细微表情，又被老赵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无限放大。此后跪拜请安这一行为甚至成为老赵鼓舞自我的日常仪式。毕飞宇入骨三分地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揪心的秘密——疾病对家庭权力结构关系的扭转并不取决于社会地位的转变，而是病人对“神话”和“迷信”的迫切需要。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在受到管束后迸发出隐秘的渴望，要在朝夕相处的日常生活中制造“医生”乃至“医生的替身”满足自我安慰，以克服对死亡和不确定性的恐惧。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疾病书写中，身体状况与国族命运的隐喻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传统。一方面是自晚清以来从体弱或积病导向国民性批判，另一方面则是1950—1970年代文学中肉体治疗与政治解放之间的同构。毕飞宇无意于为身体病变赋予国族隐喻，他更在意患病者与疾病相处过程中的日常处境和精神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