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的作家，要把自己生出来两次。第一次，他要在形形色色的闪亮的事物中，找寻到写作这扇窄门，侧身而入，雕刻一个即使是再粗疏仍足以辨识的作家的形象；第二次，他要告别曾经开垦出来的大道，不管那路上有怎样美妙的流云与悦耳的鸟鸣，一个人踏上人迹罕至的荒野，再造一个新我。自2008年《推拿》发表以后，在长篇小说这一体裁上，毕飞宇陷入了漫长的停滞。这期间，他写短篇小说，写随笔。当然，更多的是写文论，他灵巧地向读者示范小说各种各样的读法——他仿佛重新成为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读者。直到《欢迎来到人间》，我们才恍然，这是转身前的必要停留和准备。现在，毕飞宇离开了他自己，他已经在寻求另外的出路，而这出路有可能造就一个完全不同的作家。

这也正是我们面对《欢迎来到人间》的第一反应。它不同于《推拿》，不同于《平原》，甚至不同于毕飞宇此前的任何一部小说。如果说，此前，毕飞宇的小说是如此清晰，就像结构分明的导航图，遵循着它的指示，你能毫无意外地到达终点，完整地领会作者的意图。而在《欢迎来到人间》中，尽管标识还在，但就像被废弃的城市，你仿佛被抛入混沌之中，在日常生活的面貌之下，你能隐隐约约感觉到小说潜行着混沌的力量，但很难找到明澈的语言指认它。这意味着，《欢迎来到人间》需要新的阅读法。虽然有现实生活作为外壳，《欢迎来到人间》并不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们必须卸载关于人物、情节、叙事主线、矛盾冲突等常规性路径依赖，在小说语言与结构的链接中打开小说的阐释空间。就像毕飞宇独自踏上荒原，你需要独自面对一开始就被提出的问题，《欢迎来到人间》是关于什么的？

“户部大街正南正北，米歇尔大道正东正西，它们的交汇点在千里马广场。”①这是小说的第一句话。小说的开头，是作者与读者签下的契约，直接决定了读者怎么读。毕飞宇素来起笔宏阔，越是要在一个个针尖似的人物上雕刻清明上河图，越是要给人物一个辽远的具有纵深感的背景和环境。这是小说发生的世界，是人物活起来的土壤。不妨回顾下毕飞宇另外两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平原》的开头是这样的：“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②麦子作为这一平原上的典型物候，兼具物质性与抒情性，在毕飞宇眼里，它甚至具有了某种生命能量。当它把这一能量灌注到田野里，田野就活了过来。毕飞宇不说田野，他用的是“大地”这样更浪漫化也更哲学化的词汇。这是他给《平原》定下的基调。相比之下，《推拿》要平实一些。“散客也要做，和常客以及拥有贵宾卡的贵宾比较起来，散客大体上要占到三分之一，生意好的时候甚至能占到一半。”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一般而言”。寥寥几笔，从顾客的构成上开局，推拿师的日常生活状态就有了个大致的画像。《欢迎来到人间》似乎仍然位于平实的延长线上，但细读却颇有端倪。户部大街、米歇尔大道的命名显然并不共享同一套法则，暗示出现实之上的象征性。在长镜头叠加寓言式的对于城市的探照中，我们大约可以建立对于时代的感知：这是一个中西方交融、碰撞的时代。现代性之花浇灌出对于“速度”的狂热。城市正在大张旗鼓地改造、建设中。旧事物一层层剥落，新事物覆盖上去，转眼间又变成了旧的。商业意识笼罩了几乎全部的心灵世界，成为唯一通行的法则。事实上，这也是《欢迎来到人间》的构成方法，即不以反映现实为旨归，而是在摹仿日常生活的同时，以富含张力的语言暗示出一个象征性的世界，从而在更高的维度上呈现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某些隐藏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视线的交集处，被命名为千里马广场的马的雕塑上看得更清楚。

是一匹马，坐北朝南。绛红色，差不多像人一样立了起来，像跑，也像跳，更像飞。马的左前腿是弯曲的，右前腿则绷得笔直——在向自身的肌肉提取速度。马的表情异样地苦楚，它很愤怒，它在嘶鸣。五十年前，有人亲眼见过这匹马的诞生，他们说，天底下最神奇、最可怕的东西就是石头，每一块石头的内部都有灵魂，一块石头一条命，不是狮子就是马，不是老虎就是人。那些性命一直被囚禁在石头的体内，石头一个激灵、抖去了多余的部分之后，性命就会原形毕露。因为被压抑得太久，性命在轰然而出的同时势必会带上极端的情绪，通常都是一边狂奔一边怒吼。

看似是“他们说”，看似说的是马，是石头，然而，这腔调毫无疑问是属于小说叙事者的。如果石头有灵魂，那么人有没有？人的性命原形毕露之后是什么模样？极端的情绪又是什么？叙述者大大方方将小说的要义陈列在我们面前，指望我们透过他的眼睛来观察这一切，进而得出自己的回答。好了，开场前的锣鼓敲遍，好戏就要开场了。

时间是2003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仿佛要借精准的时间定位来指向明确的现实。这一时间点唤起了我们的集体记忆，这是“非典”接近尾声的时刻。人们有着劫后余生的庆幸与放松。而在小说发表时刻，“新冠”将将过去，余威犹存，惊惧尚在。小说内外的时间形成有意味的对位。不过，这都是我们脑补的，叙述者无意在此盘旋。他只是轻巧地撬动着我们的记忆与情感。地点是第一医院的外科楼。在城市社会空间中，医院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科学的、理性的，代表了现代性对身体的疗愈与处置；同时，它又是心灵化的，对于当代城市人来说，医院类似于宗教社会的祷告所，医生就像牧师，有安抚心灵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医院是承载了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空间。那么，如果医院出了问题呢？现在，泌尿外科“圣手”傅睿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凶险的情境。继第一医院出现6例肾移植死亡以后，傅睿亲历了第七例死亡。而傅睿也遭遇了病患家属的质疑与殴打，只是这当头痛击被护士小蔡替了。在现实主义小说里，这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故事的核。叙述者既可以化身侦探，一路追踪死亡原因，也可以沿着医患关系的路子把脉社会问题。不管往哪个方向去，这粒故事的种子足以长成草木葳蕤的森林。然而，看起来，毕飞宇并不打算追索医治死亡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是将其投入叙事的水面，看它激起层层涟漪。

涟漪的第一层，毫无疑问是当事医生傅睿。此时，傅睿的情态却颇有些诡异。很难具体形容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不是被人误会了的愤懑、不是对花季生命逝去了的痛心，他的情绪仿佛被抽空了，叙事者用的词是“恍惚”。恍惚是失去了对外在世界的感知，也失去了对自我的感知。他再次回到了手术室，是要复盘手术情景吗？他淋浴，他张大了嘴巴喝沐浴用水，是饥渴难耐吗？他进入了空寂无人的手术室。对傅睿而言，过往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了，时间、空间、他自己的身体，仿佛都陷入了迷雾。毕飞宇娴熟地运用第三人称“意识中心”，过滤掉叙述者的声音。但恰恰因为傅睿的“恍惚”，我们反而意识到叙事者的存在。这个冷酷的叙事者，看似给了我们许多指示，却对发生在傅睿精神世界的事情缄口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