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文学作品尤其是严肃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掀起了热潮。从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梁晓声《人世间》，再到最近金宇澄的《繁花》，都成为现象级的作品，可以看到，影视改编的风向正逐渐地转向现实主义。其中，《繁花》以其独特的文化张力，在描绘上海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喧嚣的同时，更深入地探讨人性的复杂和时代的变迁，这些元素都为后续的改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多样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影视改编也让《繁花》跨越了文学与影视的界限，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尤其是在文化产业层面，《繁花》也以超长的制作周期、惊人的商业收益，以及对内地与香港优势影视资源的成功整合，成为业界重点研究的对象，也使得更多元化的观众群体能够接触到这部优秀的作品，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其影响力和传播范围，进一步推动了其经典化进程。

一、上海“不响”——《繁花》中的文化张力

自白话文运动和普通话推行以来，用方言来写作本就十分少见，成功者更是寥寥无几，偶尔有几部突出的，也是北方的作品，他们的方言实际与普通话已经十分接近了。如贾平凹、莫言、王朔等人的作品，尽管有很多方言掺杂其中，读起来却并无隔阂。但南方方言，却逐渐进入文学的边缘，哪怕是张爱玲极其推崇的《海上花列传》，也因其苏白对话而将大部分读者拒之门外。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粤语，因为香港的独特地位而独立于外。文学创作语言的同质化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繁花》的横空出世让人们看到了另一种方言写作的可能性，也让人们重新看到了沪语的魅力。毋庸置疑，方言是这部作品的重心。

《繁花》最开始在一个面向上海话读者的平台“弄堂网”上连载，最开始的初稿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成书版的内容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动。“弄堂网”的宗旨就是“上海人讲自家身边故事”，他们谈上海的马路弄堂，谈上海曾经的旧事人物，谈消逝的戏院电影院。在《繁花》最开始的初稿中，是更为地道的上海方言，极具生活气息，也更加的口语化。就如引子中第一段，陶陶邀请沪生来自己店里坐坐。在“弄堂网”的初稿中，沪生还是“腻老师”，故事还被称为《上海阿宝》。

律师朋友腻先生回忆，80年代有次到菜场，一个摊头里有人叫他名字，原来是长远不见的小赤佬，前女友的邻居陶陶，在卖清水大闸蟹。当时菜场里，大闸蟹摊头很少，相当弹眼，因为蟹大，吃价畑，摆得也漂亮。赛过现在跑梅恒久，一进去就看到爬爬丽、苦气、爱而肥。陶陶招手，要腻先生到摊位里厢入坐，陶陶说：腻老师，侬进来好来，进来坐歇嘛。腻先生说，做啥啦，有啥事体伐。陶陶说，没事体，进来白相呀。腻先生说，有啥白相头啦。陶陶说，进来看呀，里厢跟外头不一样的，谈谈讲讲，风景好看，侬进来呀。（内容摘自“弄堂网”微信号）

可以看到，相比起正式修订后的出书版，在连载之初，小说中充斥着各种诸如“侬、伐、赤佬、坐歇、价畑、白相、里厢”等极具上海口语特色与生活气息的词汇，小说的叙述也显得随意且自由，完全就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个真实截面，我们每天走在马路上都可能碰到这样的情景。这段内容也奠定了小说的基调，这种自由随意的叙述以及所代表的上海腔调一直贯穿整部作品。同时，原作的话本气息更为浓厚，口语铺陈，不加断句，连载的标题也极具话本气息，“腻先生梅瑞会阿宝，扬州饭店抢生意”“阿宝伟民门口调邮票，思南路花园种花”“绍兴阿婆自觉命将尽，要回老家寻寻亲”等，都带有近代话本的韵味，偏偏讲的又是现代的故事，更具故事张力，但后期在出书版中却被简单地改为壹贰叁，不得不说也是一种遗憾。

在初连载的时候，金宇澄所面对的受众都为讲上海话的读者，“等于我对邻居讲上海话交流”，也因此，最开始连载的内容就像是他在跟朋友讲一些家长里短，口语气息浓重，也因此带有极其亲切的意味。他并没有什么野心，也从未预料到他的作品可以获得如此的成功，直到写到四分之一的部分，他才突然意识到这是一部小说，“我开始做提纲、结构、做人物表，心里想的是，不能仅让上海人读……凡属方言文字，不能有阅读障碍”①。正是出于这样的写作心态，金宇澄开始修订书中的内容，在尽可能保留上海韵味的同时，努力去除上海话的文字屏障，对一些极为形象的上海方言，也会贴心地通过角色的叙述为非上海话读者做好解释，如小毛让沪生有了“户头”也可以带来理发店，“沪生说，我不禁要问，啥叫‘户头’。小毛说，就是女朋友”②，又比如说第五章阿宝和贝蒂在讨论花草图案做成邮票时谈到，“姚女”是水仙花，“帝女”是菊花，“女郎”是木兰花等。在这些独特的语汇中，上海的文化被事无巨细地呈现出来，并非是作者要卖弄他的学识，而是想要让外地读者更多地了解上海的细节，了解上海的文化，不再是提到上海就只有纸醉金迷、小资情调、消费主义，而是一个更加生活化的、带有文化气韵的上海。

方言的使用，不仅展现了上海的地域特征，更是深入挖掘了其背后的文化和心理，尤其是对“不响”的解读，深刻揭示了上海地域的文化性格。“不响”便是沉默不语，有人总结过，《繁花》全文共有1500多处“不响”：陶陶给沪生讲完捉奸的故事，沪生不响；谈到变成金鱼的贝蒂，阿宝不响；小毛娘催促小毛结婚，小毛不响；讲到悲喜交加的高乃依戏剧，姝华不响；阿宝讲菩萨与荷花，李李不响……众人皆有过“不响”，“不响”展现了上海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性格特质，更代表了上海人深沉内敛的地域文化个性，而在更深层面，在面对诸多苦难之时，上海的芸芸众生们，也“不响”。

在整部作品的构思上，被说得最多的当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90年代的新旧交替与穿插对比，但这之中更为重要的则是时代洪流中的人物命运如何飘荡。小说的叙述方式是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一个人带出另一个人，最后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展现了无限延长的人物线头，这是标准的话本叙事。饮食男女，鸡零狗碎，大量的饭局与闲谈，一件事还没讲完就仓皇地跳过了，要等到后面的章节才能找到蛛丝马迹，有时甚至没有结局，朋友聚散离合，再见已是暮年，人生也就这样结束了。按照作者的说法，自“文革”前后开始，每个人都在走下坡路，哪怕后面沪生做了律师，阿宝成为宝总，一步一步都是不如意的事情，在采访中金宇澄坦言：“《繁花》里那些人都不大说话，仿佛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③他们或者无语，或者无助，或者对命运无可奈何，但“不响”就是他们面对命运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得以尽可能地保持个体尊严而绽放出生活的诗意。其中最具诗意的当属黎老师，与丈夫一同被指认为特务的欧阳先生被放出来了，丈夫却已去世多年，只留下黎老师一个人面对满目疮痍回忆当时的美好时光，苦涩、无奈，在满书的世俗日常之外，黎老师像是满树繁花中的一支清冷树枝悄悄斜出，只留满地伤残。

阿宝觉得，只有电影蒙太奇，可以恢复眼前的荒凉，破烂帐闱，墙壁，回到几十年前窗明几净的样子，当时这对夫妻，相貌光生，并肩坐到窗前，看月的样子，娴静，荒寒，是黑白好电影，棱角分明，台面上摆了月饼，桂花糕，一壶清茶，黎老师年轻，有了醉态，银烛三更，然后光晕暗转，龙凤帐钩放落，月明良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