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代的几次著名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影响都极为深远。说起赤壁之战，一般认为，它初步奠定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实现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不过，以往相关研究多聚焦于这场战役的种种细节，而忽略了它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孙刘在赤壁之战中获胜，不仅仅在现实层面上击败了曹操，更从舆论空间中寻找到了一片能为自身割据一方提供合法依据的土壤。

欲会猎于江东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在解决完北方的乌桓与袁氏余党后，又马不停蹄地南下，轻骑直奔荆州。是年，荆州牧刘表病逝，幼子刘琮在蔡瑁、蒯越等人的支持下继任，屯襄阳。蔡瑁等人所在的家族，是荆南地区首屈一指的豪强著姓。《太平御览》卷六十九引《荆州图经》记载：“岘山东南一里，江中有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所居。宗族强盛，共保蔡洲。”中卢蒯氏，亦为荆襄本土郡望，树大根深。刘表当年单骑入境，就是在蔡、蒯等大族的支持下，方才稳固了自身统治。因此，刘表甫一去世，势大的蔡瑁等人就挟刘琮降操，将荆州当作他们封侯拜将的“薪柴”献了上去。曹操也很大气，一口气封十五人为侯，让“新官”上任的这把“熊熊大火”烧向了长江南岸。

一时间，荆、益、扬三州无不震骇。一者，曹操南下已据荆州，接下来的选择无比重要，又迫在眉睫，没有太多时间留给他们思考和观望。二者，蔡瑁等受到的优待确实令人眼红，而曹操一统北方的事实，也让他们回归汉室有了可能。于是，益州之主刘璋遣使供奉，想要提前和曹操打好关系。而被鲁肃看好、欲引为奥援的刘备，却因昔日他背叛曹操的往事无心恋战，大有流浪交州、聊慰余生之态。

许是见江东这边未有臣服之态，曹操命人给孙权捎了一封信：

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

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曹操口中的“八十万”水师，明显夸大许多，即便如此，这份带有“恐吓”意味的文书仍分量十足，但凡看过这封信的，“莫不向震失色”。面对曹操的政治压迫，本就暗流涌动的江东内部，此刻掀起了滔天巨浪：

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滚滚大势，扑面而来。

动以朝廷为辞

在“战和争议”出现前，鲁肃就已说服刘备联合抗曹，后者欣然应允，并派出诸葛亮前往柴桑（今江西九江）会见孙权。接着，在一种“将士闻之皆恐”的氛围下，孙权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除张纮因曾仕北方而避嫌以外，江东政权的骨干成员基本都有参与。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就一个：面对曹操的到来，他们要如何应对？

以结果导向看，孙权无非就两个选择，要么战，要么迎。但很多时候，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并不适用于过于复杂的场合。在这场决定江东未来命运的会议中，除了战与降，或许还有一部分人倾向于折中之法：即保持割据江东的现状，又不与曹操进行过度对抗，尽管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主张求和，更甚者，自然是劝说孙权献地投降：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在读者的固有印象中，这段话出自张昭等人之口，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就将主体“议者咸曰”改为了“长史张昭等曰”。这颇值得玩味，因为《三国志》中并没有直接记载“张昭主和”。但《三国志》卷五十二《张昭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不难看出，在江东举重若轻，称得上是“首席文臣”的张昭，当初并不赞同孙权与曹操对抗。

只是，他真是小说《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那位“带投大哥”吗？恐怕也不确切。以张昭的履历、才名和声望，他并不需要“卖主求荣”。相反，孙策的知遇之恩，令他铭感五内，以致孙权初登位时，张昭亲自为其“抬轿”，“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