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52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算起，如今的欧盟已年逾七旬。这个人类进入现代政治文明以来最成功的超国家行为体，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扩大到现在的27个，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

主权国家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能使各方的福利最大化？欧盟提供了一种方案，曾经是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程度模仿的对象。但在年逾七旬之时，欧盟不仅没能做到“从心所欲”，反而陷入了自我怀疑。

“欧盟可能会死亡，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曾认为北约已经“脑死亡”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又开始预言欧盟的生死。马克龙是在10月2日出席“柏林全球对话”会议时说这番话的。他的发言充满了对欧盟竞争力衰退、欧盟模式式微的焦虑。

“死亡”可能言过其实，但担忧却是货真价实。马克龙的焦虑在欧盟政治人物中并不边缘。事实上，欧盟需要做出改变以应对外部变局，已经成为较为主流的声音。

英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托尼·罗伯特·朱特，曾在其2005年出版的《战后：1945年以来的欧洲史》中这样评价欧洲：“后民族国家、福利国家、合作、和平的欧洲，并非由今天的欧洲理想主义者们，在美好的回忆中想象的那种乐观、雄心勃勃、面向未来的项目所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