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5日，是作家巴金120周年诞辰。

120年前，巴金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一户富裕人家。生于末代王朝，历经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蹚过特殊时期的文化伤痛和困苦，直到2005年去世，巴金的生命几乎覆盖了中国近百年来的近现代史。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在上海病逝，享年101岁。“一代文坛巨匠”“文豪巴金”等标题充斥着媒体报道。身为中国现代文坛六大家（鲁、郭、茅、巴、老、曹）之一，且作为这六人中的最长寿者，被誉为“20世纪的良心”的巴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

然而，对巴金而言，长寿是一种苦痛。当他不再能提笔写字，身边能够抚慰内心苦痛的人也一个个离开，曾经对世界、亦对自己许下的“说真话”之誓难以真正实现。被孤独、忏悔和记忆折磨着的他，似在黑暗中垂首已久。

巴金是一个爱“回忆”的作家。晚年，他忍受着内心未能解脱的不安，一字一字地对自我进行拷问，对历史进行反思，最终著成了42万字的散文巨作《随想录》。

对他而言，“活着”，既是一部漫长的、字字泣血的中国近代史，也是他无限自怜和深情的回忆录。

今天我们对巴金的怀念，既是对一个懂得主动反思的知识分子的怀念，也是对一颗兼历温顺与独立的完整的心的照拂。

可怕的黑影

成都市中心偏北有一条300余米的正通顺街。19世纪末，这条街上坐落着不少官家住宅。其中，占地面积最广、名声最响亮的，就是巴金（李尧棠）的祖父李镛的家。

李宅大门上，红底黑字贴着一副门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晚年的巴金在回忆录里概括自己的童年，是“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的：“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李尧棠的父亲李道河为官不顺，但在家庭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年幼的李尧棠不明白，平时温和可亲的父亲，为什么一穿上官服，别人都得向他下跪磕头？父亲还会命令差役把犯人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打完后，犯人竟还得向他三跪九叩，高呼“谢恩”。

李尧棠的柔软心性，离不开母亲的影响。母亲陈淑芬有一颗慈悲心，她曾劝丈夫少动刑，可惜未能劝动；她教育儿子们，不能对丫头、佣人摆出主人架子。“人都是一样的，不能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要爱一切人。”她对李尧棠说。

可惜，这样一个对自己滋养深厚的母亲，在李尧棠9岁那年就去世了。仅4个月后，与李尧棠关系最亲的二姐也病逝了。民国六年（1917年），成都的一场川军与滇军的巷战过后没多久，父亲也走了。

小小年纪，巴金就历见了亲人从自己身边的一次次离开。在学会感受幸福之前，他先学会了面对死亡。

“像斯芬克司的谜那样，永远摆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字——死。”

巴金无法忽视的，是“家”这个宝盖头掩盖的腐朽和残酷：“我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种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跟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

一个家庭也像一个国家，被束缚在旧礼教的监牢里。在巴金看来，许多家庭成员都是被腐朽封建残骸给杀死的，他形容自己，“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在我们表面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

巴金无法忽视的，是“家”这个宝盖头掩盖的腐朽和残酷。

这年，李尧棠15岁。他和家里的兄姐们沉醉在《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书报里，在为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的浩荡运动中，沉闷腐朽的“家”的根基开始动摇。

旧时代的陋俗正在坍塌，高高在上的“大老爷”被迫下地，家里的女眷开始期待学堂招收女学生——这也是后来那本著名的《家》的开幕。

从《家》到《春》和《秋》，巴金后来的故事，大多都是通过复杂深邃的家庭关系窥见动荡中的中国社会。家是他的骨骼，也是他承受时代创伤的血肉。

《家》中性情各异的高家三兄弟，分别代表着掷向外部时代的不同视角和情态。而巴金本人，无疑将自我投射在三弟觉慧身上。觉慧是受到“新文化”启蒙的新青年，他拒绝包办婚姻，不顾家族反对坚持参加学生运动，抵制封建迷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