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年谱是一件无私之举。历经十年，雷强博士编纂的《袁同礼年谱长编》对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文化史的学者来说将是一份无价之宝。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它将被广泛参考。

这本书包含了我外祖父袁同礼先生的生平、著述和往来书信，呈现了数十年间他对建设中国图书馆事业、推动中外学术交流的投入，讲述了中外学术界的精彩往事。其中，本书汇集的信件部分出自致力于中国近现代转型的文化精英，他们竭尽所能发展各种公共文教机构，譬如图书馆、大学、博物馆。尽管如今这些公共机构已经被视为现代社会应有之物，但在清末民初，它们大都还处于萌芽阶段。

据我的母亲袁静女士回忆，外祖父的梦想之一是让中国的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公共图书馆。他们那代人青年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实现梦想的时间却少得可怜。1916年外祖父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随即前往清华学校担任图书馆馆员，其间他负责监管当下仍在使用的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营造。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外祖父送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认定他将来会学成归国，帮助中国确立并发展现代图书馆学。1924年外祖父回国，到1937年7月日军侵入北平，较为安定的时局只有短短的13年。此间，他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育系讲师兼图书馆主任，发起并筹组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并长期负责执行部的事务，随后不久又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副馆长。最为重要的是，1926年他离开北京大学图书馆，先后担任了北京图书馆（北平北海图书馆）图书部主任、馆长；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成立后担任副馆长，并代蔡元培馆长主持馆务；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去世后被推为馆长。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蔡元培都身兼数职，图书馆日常事务都落在了外祖父的肩上。在某种意义上讲，外祖父对馆务、馆舍、馆员的筹划，奠定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基业。外祖父和他那一代友人、同事不朽的努力，在本部年谱里得以充分体现，我想每一位读者在翻阅之后都会对这些先贤肃然起敬。

除了投身中国图书馆建设，外祖父还致力于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据我母亲说，外祖父对记录海外的古籍善本、艺术品和文物的兴趣源于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当中国有一天有能力要求各国返还这些古物时，他所修编的相关目录能在谈判过程起作用。1924年从欧洲返回中国前，他在英国、法国、德国调查了《永乐大典》卷册保存情况。此后十余年间，外祖父发表了多篇关于《永乐大典》现存卷册踪迹的文章。

1934年，外祖父利用赴美、欧考察之便搜求有关欧美收藏的中国艺术品的信息。在1940至1941年，他与陈梦家合作编写了《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该书基于外祖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收集的照片。序言中，他描述了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之多，以及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对他研究工作的影响：

我国古物历年流失于国外者，不可胜记。……民国二十三年适有欧美之行，爰从事调查列邦所藏之中国古器物，稿已盈尺，未克刊布。二十五年复承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之委托，乃继续征集；本拟将影片记录，分类刊行，工作未竣，而卢沟变作，进行事宜，胥受影响。本年[一九四零]春乃将铜器部分，重行整理，并承陈梦家先生之赞助，编成图录，分集印行。

外祖父也延揽其他的家庭成员来共同推进这一愿景，为后世制定一份踪迹路线图，以追溯失落的文物。很久以前，我的母亲和舅舅们收到了一封来自母亲表亲、音乐学家李慧年和她丈夫汪德昭的信，这封信证实了外祖父对追索海外流失中国文物的终生关切。1945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去世时，他们二人仍然在巴黎求学。外祖父写信给他们，询问是否可以接触到伯希和的遗孀，确认伯希和收集的敦煌文物是否还在他的私人收藏中，以及能否将它们返还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