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刚满二十五岁的女孩王鑫，在8岁时经历过一场车祸，从那时起，她几乎每年都会写一到两封遗书。截至2024年3月，她写了厚厚的一沓遗书，还抱着自己的玩偶拍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张遗照。

以下内容根据王鑫口述整理完成。

永远的心伤：车祸后被爸爸“抛弃”

我的第一封遗书写在2007年7月，那一年，我8岁。

我爸接我放学回家，因为车速过快，在中央大街十字路口和一辆红色的大卡车相撞，我没有系安全带，瞬间被挤进门和座椅的夹缝里。我被火速送往本市的附属医院。

医生告诉我爸妈，身体的其他部位只是擦伤，但右腿是粉碎性骨折，伤得比较严重，已经波及神经和血管，没有办法保守治疗，需要做内固定手术，可能会有后遗症风险。

很快，我被送进手术室。奇怪的是，手术虽然很成功，但不知什么原因，术后伤口一直不愈合，频繁低烧。在注射了十五天抗生素之后，从脚踝到小腿的位置居然烂出三个又黑又臭的窟窿。医院开始翻来覆去检查我是否患上了糖尿病、败血症，还进行了免疫和血液细菌培养。

那段时间，疼痛让我无法入睡，好容易迷迷糊糊睡着，又被痛醒，偶然一次，隐约听到爸妈在病房外小声说话。

我爸说：“谁能想到这么严重，要是真截肢了，成了残废，孩子会埋怨我们一辈子的。要不然……就不治了吧！”听到我爸的话，我石化了。

我妈哭着说：“你还是不是人？没了腿可以安假肢，只要能保住命，我养活她一辈子。”

我鼻子发酸，脑海里波涛汹涌，我会失去一条腿吗？我会变成瘸子吗？我会被抛弃吗？

那一刻，对于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来说不仅仅是绝望，而是比绝望更深的绝望。我想哭，可不敢哭，我怕被父母发现，他们会更讨厌我，我努力闭紧眼睛，不让眼泪溢出来。

就在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时，一位叫彭世友的上海老中医来附属医院做交流。他看过我的病例，认为手术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他检查了我腐烂的“黑洞”，思考了一会儿，说：“这孩子不会对抗生素过敏吧？过敏症状因人而异，不容易察觉。”

彭医生说，他可以试试，不过治疗过程要根据病人的痛感来判断腐肉是否剔除干净，不能用麻药。我妈千恩万谢地同意了。

彭医生让护士从处置室拿来一个形状奇特的医疗器械，金属材质，大约有半尺长，前端扁平带刃，像一把大号“挖耳勺”。

他让我妈坐在我身后，抱住我的头，再用双腿夹紧我的伤脚，护士消毒之后，彭医生开始“刮骨疗毒”。他将大号“挖耳勺”插进我小腿最大的黑窟窿，我心里一凉，看见黑紫色的血液从伤口流出来，但感觉不到痛。长大之后才明白关公为什么能坚持，原来腐肉是不痛的，里面的神经也一起坏掉了。

我妈担心我害怕，用手捂住我的眼睛，但我能听到器具刮到骨头和筋腱时“咔嚓咔嚓”的声音。渐渐地，疼痛来了。那种痛怎么形容呢？像是灵魂哆嗦了下，又一下，接下来，持续不断的哆嗦连接在一起……我肌肉紧绷，全身冒汗，不自主地抑制着呼吸和心跳，但从始至终，我没有叫喊，也没有哭。

治疗结束，我靠在我妈身上，虚脱了，全身都在痛，从头发丝痛到指甲盖。彭医生操着平舌音夸奖我：“小姑娘真坚强！”

接下来的日子，我妈按照彭医生开的处方，给我的伤口敷了二十五天的黄色粉末，每次换药都要把纱条和粘连在一起的皮肉撕开。这些我都挺了过来，然后，三个“黑窟窿”神奇地愈合了。

两个半月后，我活蹦乱跳，重返校园，除了脚踝比别人少了三块肉，多了三块疤，没留下任何身体上的后遗症。

只有我自己知道，真正的后遗症在心里。我再没穿过凉鞋和裙子，对我爸也彻底无感了，甚至很少叫他“爸”，不得不叫时，会用“哎”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