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说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
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觉。
今译
不久，子来病重，呼吸急促，就要死去了，他的妻子儿女围在他身边哭泣。子犁前去探望，斥责子来家人说：“走开吧，不要惊动了正在经历生死之化的人。”子犁倚门对子来说：“造物者真伟大啊！它要把你化成什么呢？它要把你送到哪里去呢？它要把你变成老鼠的肝吗？要把你变成虫子的臂膀吗？”
子来说：“儿子对于父母，无论去往东西南北，唯有父母之命是从。造物者对于人，何止是儿子与父母的关系！现在，造物者要我死而我不依从，我就是强悍不顺，造物者没有任何过错。大地承载着我的形体，年轻时，让我操劳，年老时，让我安逸，死时，让我安息。所以说善待我、让我很好地活着的，也一定能善待我、让我很好地死去。如今有一位铁匠在铸造一块金属，金属跳起来说：‘一定要把我铸造成镆铘宝剑。’铁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块不祥的金属。而造化刚刚给了你人形，你就高声叫着：‘我是人啦！我是人啦！’造化一定会认为这是不祥之人。现在，我把天地当作大熔炉，把造化当作铁匠，到哪里去不可以呢？”子来说完，便安然地睡去，又欣欣然地醒来。
说庄子
如果说子祀、子舆的故事说的是真人在现实世界应当如何面对疾病的折磨，那么子犁、子来的故事说的就是人当如何应对由生到死的转化了。
面对将死的亲朋好友，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伤心欲绝，这是人之常情。但有一种人不同，他们视死生为一体。面对濒死或者刚刚离世的亲朋好友，或者像《养生主》中秦失那样，大叫三声死者的名字，仿佛在送别刚刚出门远行的朋友；或者像子犁那样兴高采烈地前来探望濒死的友人，轻松诙谐地与朋友畅谈起死生正在给人带来的变化，还唯恐家人的啼哭打扰了正在经历“物化”的朋友。对秦失、子犁这样的人，人的生死不过是宇宙间道“化”万物的一个小小插曲，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生死的变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生存方式而已。既然人与万物都是道的一种表现形态，鼠肝、虫的臂膀又何尝不是？做人与做鼠肝、虫的臂膀没有任何的区别。真人似乎早就悟出了物质不灭的定律。死生一体，物质不灭。子犁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兴奋坦然的心情与子来一起分享“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的“物化”过程，以示与友人之间“莫逆于心”的默契。
每逢事不关己，说起来总是容易。那么，当真人自己亲身经历着生与死的物化，又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对此，庄子已经在理论上阐释得很多了，但子来的故事，却是第一次以一位正处于生死之变的亲历者身份，现身说法，分享自己的切身体验。子来要告诉人们的是，人的生没得选择，人的死同样也没得选择。“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每个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使命。这，就是人生。生则劳，老则佚，死则息，人无法抗命，也不必抗命。在造物主面前，在命运面前，人没有选择，既然没有选择，为什么要去抗命？为什么不可以顺从自然，听天由命？ “金”，不甘心于自己的命运，对“大冶”表示了自己的个人意志，试图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然而，这块“金”究竟将造成什么样的剑，决定权却不在“金”而在于“大冶”。对抗也罢，顺从也罢，“金”都是不可能胜“大冶”的，反抗只会加速自己的毁灭。相信庄子说这话的时候，心应该是痛的。
于是我们看到子来虽然对于死表现得那么坦然，并不等于他对家人就没有任何的牵挂。尽管他妻子儿女的哭声似乎并没有将处于弥留之际的子来呼唤回来，可子犁对其家人的斥责，却让子来开始回光返照。子来的那一大套冠冕堂皇的说辞看上去是对子犁的内心倾诉，其实何尝不是由于放心不下自己家人，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自己的牵挂，让他们安心呢？
从《大宗师》中所说的“古之真人”到子祀、子舆、子犁、子来这样的“今之真人”，看上去真人的确“无情”，可这恰恰就是庄子所说的，与其“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原来江湖指的就是死的世界！然而，只要你是人，即便是真人，与人相处，又怎能真的无情！子祀探望病中的子舆，子犁探望即将离世的子来，其中怎么可能没有情的成分在？子祀、子舆、子犁、子来这四位相与为友的真人，为我们揭开了掩盖在面纱之下的真人的真面目。真人，其实就是真实世界的人。他们有家庭，有父母，有妻儿，有朋友，有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有彼此间“莫逆于心”的友情，有病老终死的遭际，有临终对家人的牵挂之情。在这一点上，真人与“众人”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要说不同，就是真人心中永远有一块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心灵净土，这块净土，就是他们的“真知”，这也是为什么庄子要称他们是“真人”。
庄子说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
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莫然有闲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
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
今译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互结为朋友，说：“谁能相交于无心交往之中？谁能相助于无心相助之中？谁能超然于物外，遨游于无极？谁能相互忘了生，也能相互忘了死？”
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成为好友。
不知不觉过了一段时间，子桑户死了，还没有下葬。孔子得知，派子贡前去帮忙料理丧事。只见一个人在编写挽歌，一个人在弹琴，两人相和唱了起来：“子桑户啊子桑户，现在你已经返璞归真了，而我们还是活着的人啊。”
子贡快步走向前说：“请问，你们面对人的尸体唱歌，这合乎礼仪吗？”两人相互看着笑道：“我们怎么懂你所说的礼的含义呢！”
说庄子
从子祀、子舆的故事说人的病患，到子犁、子来的故事说弥留之际人的心态，再到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的故事说人死之丧，三则故事的主人公虽不同，内容却一贯而下，叙述了人由生到死必经的三个环节。
“事死如事生”，这是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之一。尽管说起来，事死与事生地位相同，事实上事死往往胜过了事生。古往今来，有多少对生的庆典能超过办丧事的铺张红火？且不说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的丧礼了，即便生活在底层的草民，亲人死了，家人也会尽其所能将丧事办得风光一些。这样做，看起来是为了死人，其实大半还是为了活人，为了活人的面子，为了不至于让朋友圈的吐沫将人淹死。
然而，这也才最能见出庄子的惊世骇俗！尽管今之真人不失人间烟火气，他们有妻子儿女，也需要友情，但他们终究是与“古之人”时代一脉相传的真人，仍然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真知，自然他们的丧礼也就与众不同了。
庄子说
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覆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今译
子贡回来后告诉孔子说：“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呀！没有一点儿道德修养，人死了不仅不下葬，反而对着尸体唱歌，脸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之情，简直不知该怎么形容他们。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啊？”
孔子说：“他们都是游于世俗之外的人，而我是游于世俗之内的人。这两个世界互不相关。我让你去吊唁，实在是太浅陋了啊。他们是与造物者‘道’相通的人，游于天地自然之中。他们视活着为附赘县疣，死为决肒溃痈。像这样的人，根本不在乎死生先后的差别。他们认为人体不过是假托于物形成的，都是道的体现，无论死生都与道同体；他们忘却了肝胆，也遗忘了耳目；在他们看来，生与死是一个永远反复的循环，不知何时开始，也不知何时结束；他们周游于尘世之外无边无际的自然之中，逍遥于无为的境地。他们又怎么会不胜其烦地去遵循世俗的礼仪，去看世俗之人的脸色、听别人的议论呢！”
说庄子
从子贡一连两个“彼何人者邪”的责问中，不难想象出被搞得灰头土脸的子贡内心的愤怒。孔子当然理解子贡此时的心情，他知道，这第一个“彼何人者邪”是子贡发自内心的质问，他真心搞不懂这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而第二个“彼何人者邪”，可就是对孔子的怨怼了，您老人家为何非派我去碰这一鼻子灰啊！
孔子毕竟是大师。虽然他游于“方之内”，整天为拯救这个乱世四处奔走，但心中始终留着一扇通向“方之外”的门。在与弟子谈论未来志向的时候，孔子那一声“吾与点也”的赞语，就是来自“方之外”的一缕光亮，也是他内心真情的流露。所以，他一听子贡的汇报，就明白是自己错了。孔子不但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过失，赶紧道歉，承认自己的鄙陋，还耐心向子贡解释为什么“方之外”的人会如此办丧事。
孔子对真人死生观的理解大致上是靠谱的。特别是他说人的生命不过是道的一种表现形式，应该算得上是真人的知音了。孔子理解得没错。在真人看来，今天是人，明天却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形式变了，但作为根本的“道”却没有变。停在一旁的尸体与唱歌弹琴的两个人，只是一方被称作“死”，另一方被称作“生”罢了。死生一体，彼此相通，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又有什么关系呢？
然而，孔子毕竟是以“方之内”人的眼光来看“方之外”的人的。虽然他能理解孟子反、子琴张这样的“乖戾”行为，自身却并不属于“游于方之外”这个群体，所以提供的信息在推理上还是出了些偏差。孟子反、子琴张的吟唱，所表示的只是说子桑户走得早了些，没有等上老朋友，不大仗义而已，并没有流露出活着遭罪、死了痛快的意思。只是由于子贡的过度渲染，才使得孔子演绎出“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肒溃痈”的说法。就这句话出现的前因后果来看，这只是孔子为了开导子贡随口一说的，没想到从此却成了贴在庄子身上的一纸标签，害得庄子背了两千多年厌生的黑锅。如果仔细读读《庄子》内篇，除了《齐物论》把死亡世界渲染得过于美好，有些矫枉过正的意思外，庄子从来没表示过活着不如死了好。相反，《养生主》《人间世》等都是教人怎么好好儿地活着的，就连子舆病得不成人形的时候，庄子还一个劲儿地鼓励他高高兴兴地活下去。现在，子桑户死了，庄子又怎么会说出“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肒溃痈”这样的话呢？显然，这只是游于“方之内”的孔子对游于“方之外”的真人的误解，原本情有可原，可就是这句话却让庄子平白挨了两千多年的骂。
不过，孟子反、子琴张又怎么会在乎别人甩给他们的脸色？更不用说当面或背后对他们的非议了！真人向来我行我素，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他们不会在意世俗的眼光，庄子当然也不会在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