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开始，年号在我国古代王朝的使用长达两千年。作为一种纪年方式，年号同时也是一种鲜明的政治符号，帝王往往通过年号传达政治意图。以北宋为例，哲宗的“绍圣”改元意味着绍述神宗新法，徽宗初政的“建中靖国”宣告调和新旧，随后的“崇宁”意味着“崇尚熙宁”，这些年号的政治意义早已学者所熟知。

宋太宗在位期间（976—997）共使用过五个年号，分别为太平兴国、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如果说太平兴国代表太宗初政时混一天下的雄心壮志，而后期端拱、至道等年号又宣示太宗在两次征辽大败之后采取的休养生息之策，在此之中雍熙（984—987）年号的政治意味看起来并不强烈，然而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本文将以太宗的雍熙改元为线索，考察这一期间太宗所遭遇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以及雍熙改元所透露出的太宗齐家之政。

“雍熙”一词与齐家之道

“雍熙”在《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7年）中的解释为“和乐”，注者引《论衡》“唐世黎民雍熙”以及《魏略》“雍熙之美著”为证。到唐宋时代，文人也多用“雍熙”一词表现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如柳宗元《代裴中丞贺分淄青为三道节度表》中的“俗披雍熙之化，代知仁寿之期”，范仲淹《老人星赋》“皇家以大洽雍熙，咸臻仁寿”等等，都将“雍熙”一词指向国家的政治民生层面。如此看来，雍熙年号与太平兴国类似，只是简洁地向世人宣告太宗朝国力强盛与政通人和。

事实上，“雍熙”除了可用于国家层面之外，还可以用于形容家庭关系，《世说新语·德行篇》云：

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而二门之里，两不失雍熙之轨焉。

华歆，字子鱼，汉末名士，官至曹魏太尉。陈纪，字元方，颍川人，汉末名士、太丘长陈寔之子，与兄弟陈谌（字季方）友爱和睦，史称“兄弟孝养，闺门雍和，后进之士皆推慕其风”（《后汉书·陈寔传》）。《世说》描述了两个汉末名士家族和睦友爱的家庭氛围，但同为“雍熙之轨”，华歆以“严若朝典”的整肃之道齐家，而陈元方兄弟则奉行“柔爱之道”，二者一刚一柔，这正是雍熙齐家之道的一体两面。

宋元以来，用“雍熙”来描述家庭关系的史料亦不少见，如南宋楼钥《跋芗林家规》所述“临武令为一门最长，更唯勉之，以全雍煕之轨，则向氏之兴未艾也”。元人王构在《建康路句容县重建学记》亦提道：“荀氏慈明、陈门季方袭雍熙之轨，而出应世用。”上述两则文献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雍熙之轨”的表述，可见出典都来自《世说新语》。轨即道也，“雍熙之轨”即雍熙之道，也正是齐家之道。

对于宋太宗来说，国家层面与家庭层面的“雍熙”之政二者有联系，也各有侧重。太宗之所以采用“雍熙”年号，是由于他在改元前后遇到了即位以来空前的家庭伦理危机及其引发的权力危机。

宋太宗的家庭危机与权力危机

宋太宗雍熙改元发生在太平兴国九年（984）十一月，太宗南郊之后宣布改当年为雍熙元年。

宋太宗的家庭危机源于他的得位风波。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十月，太祖暴崩，享年仅五十岁，其弟太宗即位。关于太祖、太宗二人的兄终弟及，北宋以来素有“烛影斧声”的传说。暂且不论太祖是否为太宗所谋杀，即便太祖过世之后，太宗的继位过程也一波三折。太祖虽然过世，但尚有德昭、德芳二子，因此宫中的宋皇后在第一时间命内侍王继恩召太祖之子德芳入宫继位。只不过王继恩与太宗早有勾连，直奔开封府迎时为晋王的太宗入宫，史载宋皇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