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从同谷（今甘肃成县）出发，直接的目的地是成都。他当时可以的选择，一是去巴州依靠被贬此地的刺史严武，他们是好友也是世交；一是到德阳后直接去紧邻成都的彭州，这里有他的旧相识，也是互济互勉的诗友，时任彭州刺史的高适。但他打定主意去成都，相对来说，主政此地的裴冕和他最不亲近。这背后自然有众多因素在推动。玄宗避难成都，权贵移居此地，政治条件好；成都作为天府之国，有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和水旱从人的灌溉系统，经济更发达，生活更容易。之后，高适、严武先后出任成都府尹，成为杜甫的依靠。杜甫和成都，似乎是上天注定的姻缘。

杜甫与裴冕

杜甫逃难去成都，裴冕担任西川节度使、成都府尹，刚就任不久。《旧唐书》记载：“至德二载十二月，右仆射裴冕封冀国公；乾元二年六月，拜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是河东望族，不学但是有术，做事果决，讲究情义，善于投机，因拥立肃宗有功，出任西川节度使。准确地说，杜甫和裴冕是同事。杜甫为左拾遗时，裴冕官居相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人地位悬殊，却是旧时相识。但裴冕的地位远超杜甫。乾元二年（759），杜甫一年四行役，在跨越过艰难险阻的蜀道到达成都前，在《鹿头山》诗中对裴冕唱起了赞歌。这首诗歌也是一篇投简，诗云：“仗钺非老臣，宣风岂专达。冀公柱石姿，论道邦国活。斯人亦何幸，公镇逾岁月。”《杜诗镜铨》注云：“入境颂邦君，自体当如此，而依刘之意，即在其中。”

杜甫初来成都确实受到裴冕的照顾，但杜甫和裴冕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裴冕任职成都尹的时间不长，与杜甫的交集较少。杜甫初到成都时，寄居在西门外浣花溪畔的寺庙里，靠故人的赒济过活。《酬高使君相赠》云：“古守僧牢落，空房客商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接着，诗人就在附近经营草堂。《卜居》云：“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萧涤非先生分析说，细玩全诗语意，主人当有所指，杜甫初到成都，又当穷困，林塘虽幽，恐难自行卜居，主人虽不一定是裴冕，但必有其人，绝非杜甫自谓。曾枣庄先生分析说，一般的“故人”称不上“厚禄”；地位称得上“厚禄故人”的还有严武、高适，但又没有“书断绝”；堪称“厚禄故人”而又“书断绝”的似乎只有裴冕。

裴冕离开成都以后，双方停止了交往，显达的官宦忘记了贫困的诗人。不管怎么说，裴冕对杜甫在成都的初步立足提供了帮助，这是不容抹杀的，尽管只是举手之劳。草堂是杜甫安闲的时光之一，这种时光的创造是裴冕的帮助获得的。

杜甫与高适

高适，生年不详，大约长杜甫十岁。在高适飞黄腾达以前，二人的交往在杜诗中都有记录。《奉寄高常侍》诗云“汶上相逢年颇多”，记述的就是游历梁宋前，二人结交之因缘。天宝三年（744），李白、杜甫在宋州与高适相遇，三人同游梁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杜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有云：“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