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交媒体上的“已读”功能因其对用户行为的引导与限制而饱受争议。但在技术可供性理论视域下，该功能同样隐含了赋权性可供性，即信息接收者能够创造性地对这一功能进行反利用，展现其作为主体的能动性与策略性，从而在错综复杂的网络社交空间中维护个人隐私，促进关系网络的动态平衡与自我表达。

关键词：信息接收者 已读 技术可供性 社交媒体

“已读”功能是互联网时代技术赋能的产物，指的是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信息接收者收到信息后，将已读情况反馈给信息发送者。目前，有不少新媒体平台选择上线了“已读”功能，但是用户对于该功能的评价褒贬不一。“已读”功能能够将信息接收者的信息接收状态反馈给信息发送者，由此，信息接收者的接收行为变得“透明化”。那么，该功能究竟会对信息接收者的行为产生哪些影响？技术可供性理论可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解读视角。该理论强调技术提供的潜在可能性是客观环境和主观感知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依赖于环境的客观存在，也离不开技术行为主体的主观感知；既受到技术本身属性的制约，也受到行为主体行为感知和情境条件的影响。换言之，客观环境为技术提供了基础条件和限制，而主观感知如用户的经验、需求、期望和动机则决定了用户如何理解和利用这些条件。“已读”功能下的信息接收者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到束缚和限制，反而能够基于技术的可供性，从自己的需求和动机出发，自主、灵活地调整自身行为策略。笔者使用参与式观察法，以微博、抖音、钉钉等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接收方为中心，考察其在“已读”功能下的行为模式，分析其如何维护个人空间、管理社交期待，及其对网络社会关系构建的影响。

一、“已读”功能影响下信息接收者的行动束缚

从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出发，“已读”作为一种技术创新，旨在优化信息传递的效率与透明度，最初应用于电子邮件系统，便于发送者确认邮件是否被接收者查收、信息是否传递成功。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信工具的普及，及其用户思维的不断加强，作为优化用户体验的“已读”功能，被广泛应用于新媒体社交平台。然而，“已读”功能技术可供性并没有被用户全盘接受，而是引发了关于信息传收双方权力平衡与用户隐私的广泛讨论。批评者认为，该功能赋予了信息发送方对接收方行为状态的窥视权力，实质上是对信息接收方的一种动态监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接收者自主性的限制，使其在选择是否阅读或回复时更加谨慎。因此，“已读”功能将权力偏向于信息发送方，并因此束缚了接收方的行为。

1.“后台前置”导致社交透明与社交压力。戈夫曼提出的拟剧理论认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会通过协调“前台”和“后台”的行为来塑造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前台”是行为的选择性呈现，是想要呈现给“观众”的理想化形象；后台则是自我可以摘下“理想化”的面具，无拘无束发挥的空间。但随着媒介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前台”与“后台”的界限日益模糊。“已读”功能的技术可供性正是通过提升社交透明度与强化情境适应性，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社交行为与心理体验，它像一把双刃剑，既满足了即时交流和高效沟通的需求，又在无形中加剧了社交压力，将本来隐秘的“后台”空间不断推到“前台”的聚光灯下，个体的社交行为与自我呈现策略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过于芜杂的社交消息会使人们产生社交倦怠，影响形象管理的抉择。潮水般涌来的社交消息、无休止的提示音和让人应接不暇的未读标记，不仅消耗了人们的精力与耐心，更使得人们在自我形象管理上陷入两难境地。为了维护理想化的社交形象，信息接收者不得不频繁地在平台间切换，努力在每一次交流中展现最佳状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回复。然而，这种高强度的形象管理不仅大大增加了社交成本，更让人们因疲于应付而产生社交倦怠。其次，“已读不回”作为一种社交行为，在“已读”功能可供性的放大镜下变得尤为醒目。对于发送者来说，每一个未被及时回复的消息都可能被视为一种“冷暴力”或“不负责任”，使他们感到失望、沮丧，自尊心受到伤害，甚至成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引发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与否定。而对于接收者来说，其在面对纷至沓来的消息与各方诉求、压力时，往往会感到无力、无奈和无所适从，甚至产生社交焦虑。这种负面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不仅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效率，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对自我形象的认知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