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芭蕾舞剧观众群体的身份变化与思想转变带来新的审美需求，艺术的转型成为历史的必然。苏联作曲家格里埃尔（Reinhold Moritsevich Gliere，1875—1956）于1927年创作的《红罂粟》在这一改革需求中应运而生。传统的俄罗斯芭蕾通常取材于民间传说、神话和童话故事，而《红罂粟》开辟了现实主义芭蕾舞剧的先河[1]，为之后苏联芭蕾舞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方音乐创作自18世纪起便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俄罗斯作为中国的邻国，在了解中国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从居伊的《满大人的儿子》（1859）到柴科夫斯基的《茶》（1892），再到斯特拉文斯基的《夜莺》（1914），“中国风味”在《红罂粟》中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部舞剧选择了一个中国港口作为事件发生地，与当时《真理报》上刊登的一条关于“运输人道主义物资的苏联船只在中国被扣”的报道有关。在《红罂粟》创作与首演的时代，中国国内的局势是动荡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通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一些左派人士。《红罂粟》既是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献礼之作，主观上也具有以文艺作品支持中国革命星星之火的意味。

《红罂粟》诞生后受到苏联观众的喜爱，在4年内演出300多场，后也在不同的西方国家反复上演，仅美国一家芭蕾舞团就曾在100多个城市排演[2]。由于舞剧中展现出了当时中苏文化的明显差异（如苏联艺术家不了解中国人民对“罂粟”的厌恶）及部分与中国实际情况不符的剧情设定，这部作品并未被我国接受。从音乐的视角来看，格里埃尔在创作中大量借鉴中国传统音乐语言，在当时西方音乐作品的“中国风味”探索中具有引领性。这也是舞剧在西方各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我国学界对这部舞剧作品的音乐语言了解较少，本文尝试对其中具有中国音乐特征的调式运用、和声手法进行探究。

一、舞剧《红罂粟》基本情况

自首演以来的近百年间，反复的打磨、上演使《红罂粟》产生了在音乐、剧情、人物上具有明显差异的不同版本。表1列出的是其中改动较大的几种版本（本文基于首演版本中的音乐写作）。

（一）具有“中国背景”的剧情

《红罂粟》剧情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中国港口：一群中国苦力（搬运工人）正卸载苏联船只上的货物；港口边的酒馆歌舞升平，舞女桃花给来自欧洲的客人跳着扇子舞；码头上苦力因为体力不支而摔倒，监工上前殴打；苏联船长不顾港务长西普斯的阻挠，带领船员帮助被压迫的中国劳工，这一举动使他收获了中国百姓的尊重，桃花等人为他献上花束；船长以一支红色罂粟花回赠桃花；李善福（音译名）见两人产生感情，因嫉妒对桃花大打出手；他与西普斯密谋杀害船长，桃花意外获知；拿起武器的苦力赶到并粉碎了这场阴谋，桃花目送船长登船离去，但在骚乱中被气急败坏的李善福射杀。

《红罂粟》由三幕八场及一个升华的尾声构成，包含66首分曲，哑剧与舞蹈的穿插进行呈现出跌宕的剧情，内容上折射出反封建、反压迫的思想。

（二）视觉上的中国元素

在创作《红罂粟》时，从舞蹈、舞美编创者到每一位演员都对中国的绘画、器物进行了细致的观摩，学习中国文化[4]。俄罗斯画家、建筑设计师库里尔科（M. I. Kurilko，1880—1969）为该剧创作了剧本，同时负责了几乎所有舞台视觉效果的设计（除舞蹈以外）。此前，库里尔科为马林斯基剧院制作的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莎乐美》已广受好评[5]。舞蹈编导工作由拉什奇林（L. A. Laschilin，1888—1955）和季霍米罗夫（V. D. Tikhomirov，1876—1956）共同完成。两人根据各自擅长的风格进行了分工，前者负责第一幕和第三幕，后者负责第二幕[6]。

与《满大人的儿子》等其他与中国有关的俄罗斯舞台作品相比，《红罂粟》舞台视觉上呈现出的中国元素颇为丰富[7]。剧中具有中国元素的舞蹈多达十几支，且“占有主要地位”[8]；舞台上不仅展现了瓷器、青铜花瓶及其他中国古代装饰品（《四女神慢板舞》），对中国古典舞程式化动作的化用（《中国女子舞》），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场景的模仿（《中国戏院》）。《红罂粟》中角色的服装整体宽松轻盈，外层材质多为绸缎薄纱，且带有龙、鸟、花等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征的图案。女主角梦境中的“神”“凤凰”也在舞台上呈现出具有标志性特征的中国古代神话意象，而一些群众演员则扮作“荷”“莲”等中国文化中受欢迎的典型形象。

此外，《红罂粟》中角色名也展现出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如女主角的名字“桃花”。桃花在中国文化观念里有着多重象征意义。剧中塑造的“桃花”是一位憧憬美好生活的女性，但死亡的结局令人黯然神伤，足以引起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与“桃之夭夭”所形容的美貌，“人面桃花”所描绘的爱情，“桃花含露伤春老”所包含的悲伤相关的联想。德国诗人贝特格在著名的《中国笛子》（马勒《大地之歌》的歌词选自该诗集）之后，曾于1920年出版了第二部中国诗歌仿写集，名为《中国桃花》[9]。由此可见，当时欧洲文艺界对“桃花”在中国文化中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已有明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