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接近尾声，从历史的长河来说，这一年整体算是平稳的一年。但是11月发生在珠海的危害公共安全的驾车撞击行人事件，以及随后不久的江苏宜兴持刀伤人事件，都造成了很严重的人身伤亡。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小概率事件，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人们也更关切社会治安环境的变化，202 4年共发生十余起无差别行凶案件，在这些事件背后，复杂的社会肌理牵涉其中。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认为，经济、就业、社会底层保障等方面都需要有所改善。

人们认识劳东燕，大多是从2019年她公开反对在地铁推广运用人脸识别技术这件事开始的。从2019年年初开始，她开始尝试公共写作，从人脸识别到人口买卖，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修订再到疫情之后大学校园的开放，时至今日，劳东燕是少数仍坚持为各种社会事件在公共场域发声的学者。

5年后的今天，她从对人脸识别技术推广运用的质疑转为关注将现代技术作为管控社会手段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今年她最关注的事件是“网号网证”制度，在她看来，“网号网证”的安全性、有效性尚未得到验证，有着极大的安全风险，包括政治安全、技术安全与社会安全等各个方面。“网号网证”制度代表的是利用现代技术进一步加强社会管控，而这样的强控制路径并不适用于对复杂社会的治理。

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限制是刑法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如何让公权力更加规范地在受制约状态下行使是她长期关注的方向。面对不断扩张的公权力、在公共领域日渐沉默的学者群体，劳东燕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她并不感到孤单，而她对公众写作的兴趣还在变浓。她认为努力本身就是值得的，即便看起来未能取得实际的成效。任何时候，个人的努力、冲劲、生命力都特别重要，能够给人带来改变的希望。

Yi：YiMagazine

L：劳东燕

Yi：今年发生了多起无差别行凶事件，你怎么看待？法律层面有什么办法吗？

L：我认为法律层面几乎没有办法，需要从其他方面进行努力。这些人使用极端暴力进行无差别的大规模攻击，本身就已抱了必死之心，法律能对这样的人怎么样呢？法律中最厉害的手段就是刑法，刑法里面最厉害的手段就是死刑，可是他对自己的生命完全不在意了，刑法拿他就没什么办法。这样的人在人格上肯定有问题，除此之外，经济下行等可能也是导致此类事件频发的原因。对施暴者而言，他们可能有过个人境遇不断变差的经历，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改善的希望。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就业、社会底层保障等方面都需要做出调整。另一方面，司法应当保持中立，不能过多考虑短期的政治与社会效果。作为最后的救济渠道，司法对于缓和社会压力，包括给予公众信心，都是很重要的存在。

Yi：从年初开始到现在，有没有让你特别关注的事情？

L：今年我最关注的是“网号网证”制度，这种运用数据技术来加强社会管控的做法，在路径与方向上就有问题。它完全有可能与人脸识别一样，在推行之后出现很大的社会性风险，到那个时候再叫停就晚了，因为各类风险以及风险造成的损失已不可逆转。

“网号网证”制度所蕴含的系统性风险很大，不仅难以避免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也易于被国外情报部门获取，以及被别有用心的人掌控相关党政官员的信息。这对政治安全、技术安全都会造成很大问题。再者，声称对打击预防犯罪有好处，请问做实证研究，做相应调查了吗？说是有助于防范犯罪，又说自愿使用，那么犯罪分子会选择使用有利于警方来封控他们的方式做网上的身份认证吗？此前推广人脸识别时，宣称对公共安全多有帮助，实际上信息泄露与滥用带来的危害远大于打击预防犯罪所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