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光在河南巩县一个叫大南沟的村落度过，小学设在杜家祠堂。村落古老，祠堂古老，家族同样古老。

一

我听老三爷说，我们“光”字辈是杜氏家族第十六代子孙。祠堂里供着十多代先祖的牌位。

我是老三爷的重孙。

老三爷还说，逃难到这里的杜氏家族，第二代人就修建了这个祠堂，按二十几年一代人计算，也有三百多个夏热冬寒的轮回。岁月的风霜雨雪在四面青砖垒起的高墙上，泛生着墨绿的湿苔，夏季墨绿，冬季枯黄，昭示着历史的久远。

梨木做的祠堂大门，两寸半厚，镶着八排铜钉，碗口大小。梨木沉重，铜钉不轻，年少的人很难推动。门槛一尺多高，年幼的孩子难以攀越。两边的门墩上蹲有石狮，突出硕大的圆眼，凶狠地瞪着我们。大门上方悬着“杜家祠堂”的匾牌，匾牌的右下方挂着白底黑字的长方形招牌，上书“芝田小学大南沟分校”，古老和现代汇融一堂。

教室设在祠堂大厅，正面供奉着十多代先祖的牌位，牌位下边是条桌，摆放着紫铜鼎炉，插满供香燃过的残竹。再朝下是讲桌，再朝前延伸，就是学生的地盘，泥墩上搭块木板充当课桌。有个尺半宽的过道，把课堂分为两片，左片是一至三年级，右片是四至六年级，加起来二三十个学生。一个老师，姓叶，给一年级上过课，给二年级上，再给三年级上，一直上到六年级。轮到上课的年级听课，没轮到上课的年级做作业。

我在三年级以前，从来不敢一个人坐在教室，觉得教室里的恐怖浓稠得像灌满了漆汁，到处都是魑魅魍魎，甚至幻想出三尖葫芦头的大鬼小鬼，张着血盆大嘴，伸着一尺多长的指甲，朝我脑袋抓来。我小时候听老三爷讲，人死了不是变成神就是变成鬼，大人物才能变成神，小百姓死了变成鬼。我们杜家的先人都是四蹄扒地脊背朝天的庄稼人，死后绝对不能成神。灵堂上供奉的只能是鬼的牌位，我就在这间充满鬼气的祠堂里读到小学毕业。

二

祠堂两边是厦房，一边住看管祠堂的老三爷。他是我们大南沟的秀才，解放前在杜家祠堂教私塾，解放后不允许私塾存在，沟里不少他教过的学生不忍看师父挑着粪罐朝山上挣扎，就让他看管祠堂。天明了给先人上香，天黑了给灯里添油，保证祠堂里香火缭绕，按成年男劳记工分。他一年四季都穿长袍，长袍昭示着身份和学问。在大南沟，没人敢穿袍子，庄稼人天天在地里摸爬滚打，穿长袍怎么干活？做贼不像绺娃子，冒充读书先生。

老三爷的房子里，挂满了装裱好的书法，金竖银横写出了《朱子家训》、诸葛亮的《出师表》、曾国藩的《鼕鼕岁鼓走轻雷》、左宗棠的《题疏勒望云图》。

遇到有来头的人，他就把书法挂在房檐下边，坐在旁边，不语不言，从他的眼神里能感觉出对私塾的怀念，对洋学堂的不满，还有对自己书法的自信。

我读到五年级时，书法上的字认识大半，但只识其字，不解其意。但我喜欢那些曲里拐弯的笔划，觉得很美，像旭日东升，像夕阳西下，像雨中飞燕，像酷阳下的树冠，像繁星拥趸的月亮。

老三爷和我亲近，我下课就朝他屋里跑，他给我教书法的临帖，谋篇，蘸墨，运笔。还给我讲岳飞的《满江红》，讲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讲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讲屈原的《离骚》，讲的全是仁义礼智信忠勇刚烈。还讲儒家的读书做官报效朝廷造福百姓流芳百世，三纲五常，贞烈女传。讲完，就借古讽今，说你看看现今这世道，男男女女混在一个教室里，你看我，我看你，你挨我，我挨你，官家还提倡自由恋爱，男人想娶谁就娶谁，女人想嫁谁就嫁谁，世事不是乱套了？

我觉得这些话腐朽，说，叶老师说了，包办婚姻是封建，自由恋爱是解放。

老三爷瞬间变脸，说，他懂个屁，连个楷书都写不周正，还给学生教学问？

我不敢说话了，老三爷是过去的秀才，叶老师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哪一个我都得罪不起。

另一排房子住着叶老师，二十五六岁，个子不高不低，人不胖不瘦。他是初中毕业生，初中毕业就进入知识分子行列，国家安排工作。他每个星期六都到县城读夜校，要是读到高中毕业，就可以教初中。县城离我们学校三四十里，他周六吃过午饭就朝县城走，读过夜校都十点半了，还要步行回学校。他完全可以在县城住上一晚，第二天再回来，但住旅馆要收费，星期天还要给学生补课，他必须赶夜路回来。

一九四九年后，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孩子十多岁才报名上学，上到五六年级都十七八岁了。

隔段时间，总校领导来检查教学质量。课间休息时要组织跳舞，让领导观赏我们多么朝气蓬勃，多么天天向上。二十几个人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拍着巴掌唱：“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有时候还唱：“天上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几个人在圈子里蹦着跑，跑到那个节拍上就停下来，和站在圈子外的同学十字交叉地拉起手，又在圈子里蹦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