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重返故乡

让胡正终生难忘的中央文研所学习，到1953年秋天结业。按规定，学员们多数返回原来工作的单位。胡正可不想再回重庆《新华日报》了，可以说，他当初离开时就没有想再回去。他为了更好地深入农村生活，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创作让农民群众喜爱的作品，向中国作协提出要求：重回山西老家。他的要求得到中国作协领导的同意，并且跟山西省文联沟通，满足了他的愿望。于是，接近30岁、学有所成的胡正，带着刚刚结婚不久的上海籍妻子郁波，回到了山西。

山西省文联非常欢迎胡正回来，妥善安排了他的工作和全家的生活。省文联主持工作的李束为，是他在晋西北的老战友，也是作家，他跟胡正说，我也是作家，很理解你的心情，就不多安排你具体工作了，你就集中精力搞创作吧，拿出好作品来。省文联让胡正进入文学创作组，专门从事写作。第二年，任命他为组长，但实际上也没有多少行政事务。

过完1954年的春节，刚满30岁的胡正，就迫不及待地进入创作状态。正是精力充沛、思想成熟年龄段，他给自己的生活和写作都做了周到的规划，选择晋中地区的榆次县张庆村，作为体验生活基地。

张庆村是一个晋中平原地区的大村子，人口众多，各种个性的人都有，农村工作既不落后也不特别先进，有很强的代表性。胡正作为一个晋中（灵石与榆次同属于晋中地区）人，与当地老百姓没有语言交流障碍，生活习惯也相同，地区和县里都有些熟悉的人，因此，从不用地方领导和专人陪同，到了村里，就走家串户，跟农民群众吃一锅饭，干一样活。在田间地头、茅屋土炕，他与老汉们谈天说地，和妇女们拉呱家常，参加青年们的文体活动，同干部们研究生产中的问题。在这些日子里，胡正看着农村在变化，聆听乡音中新的心声，当然也感受到一些社会问题。他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在《昨天的足迹》一文中说：

我住在一位单身农民的家里，轮流到各户吃派饭。早饭多数是小米汤煮玉茭面“圪塔只”，有时也吃小米干饭，中午则一律是高粱面“剔拨咕”，只有农历初一和十五才吃一顿白面。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每星期或十天半月到离张庆村二十里的榆次县城一次，到饭馆里吃了午饭，然后到澡堂洗一个澡。有时到县委办公室或宣传部坐一会儿，看看报纸。每月回太原家里一次，张庆村离太原八十里，下午我骑自行车上路，傍晚回到太原，一两天后再到张庆村。

我非常关心张庆村的工作进展，我和当地县区下乡干部一样，参加村里的各种活动，村干部和农民们也经常找我商量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或坐在一起闲谈。同时，我也了解他们对文艺作品的兴趣。我要反映农村生活，就要顾及农民的兴趣，让农村读者喜欢阅读。在和村干部、农村青年以及村里小学教师的谈话中，他们都谈到喜欢有故事情节的作品，人物要鲜明，语言要明快、幽默。于是，我在和农民谈话时，不单了解他们所谈的内容，同时注意他们叙述一件事情，评论某一人物，或谈起他们的身世时的表述方式。我努力尊重他们的兴趣和愿望，从生活中获得启示和灵感，陆续写出了《摘南瓜》《两个巧媳妇》《七月古庙会》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报告文学。

在榆次县张庆村生活的一年，是我又一次深入农村生活的一年，也是我自觉、热情地投入现实生活，感到非常愉快、充实的一年。

胡正以张庆村为例子，用心地观察着农村生活的真实状况，思考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研究着农民的内心思想。他每天都把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一段时间之后，就把这些获取到的生活素材，进行梳理归纳，集中提炼，形成故事框架。他那时的想法是，期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能够把农村生活的真实性挖掘得相当深刻，塑造出一批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同时，也能够在文学表现形式上向更高处迈进。

功夫不负苦心人，短短两三年，胡正写出了多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民间故事。小说主要有 《摘南瓜》《嫩苗》《七月古庙会》《两个巧媳妇》等；散文主要有《欢乐的季节》《新的希望》《梧桐河岸的春夜》等；报告文学主要有《七月的彩虹》等。就作品数量上来看，跟当今用电脑写作相比，并不算多；但在当时就相当突出了，那时的全国文坛上像他这样数量作品的作家，也不多见；在他个人创作生涯中，也是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因为有了这些作品，胡正与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实绩，形成了中国文学界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成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文学创作的一次高潮期，后来文学界称他们为“山药蛋”文学流派。

在这些作品中，小说自然是最重要的，标志着胡正在创作的多个方面有明显的突破。首先，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宽了，作品的容量大了，以典型的人物与故事，透视了农村面貌，显示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其次是不断向生活的深处开掘，不再是单纯写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着重揭示的是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生活矛盾。在描写人物方面，更是由只写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进化到写人的思想情感、精神面貌、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塑造了一批性格丰满的文学人物。第三是在叙述方法上，由一般事件过程的交代，转换到注意结构典型事件和设置典型环境，语言风格则追求抒情性和大众化相结合的风格，恰当地使用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段。

1954年2月写的《摘南瓜》，是胡正在回山西后影响广泛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讲述了农民李忠旺精心培植队里的南瓜，而自己的老伴却偷摘南瓜的故事，由此表现了那个时代农民中存在的观念上爱社如家与只想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并且提出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只能是启发教育，不可武断处罚。随后发表的《嫩苗》，以女知识青年李爱英回乡运用新的科学技术种田与徐守仁坚持旧的耕种方式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线索，赞扬了知识青年回乡建设新农村的精神，预示着科学种田的广阔前景；写法上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并重，还夹有一些心理描写，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两个巧媳妇》是胡正整个小说创作中颇具特色的一篇，明显地表现出俄罗斯文学的深刻影响。他在这个作品中，借鉴俄罗斯作家果戈理《两个伊凡的吵架》使用的对比手法，始终抓住“巧”和“比”两个环节，层层深入地剖析了两个巧媳妇杨万花与尹芝贞争强好胜的性格、囿于小农经济跟贫困地位形成的心理气质；恰到好处地展示了她们的对话、举止、肖像、服饰等外在的姿态。“巧”使她们清贫的生活依然过得热闹红火；“比”却使她们好胜之心得以膨胀，结果被人离间，反目为仇；到了抢救集体财产时，她们的悲剧又演化为喜剧，释去前嫌，互相谅解，达到心灵上的默契。应当说，《两个巧媳妇》是胡正塑造人物形象的可喜探索。

胡正并不满足于只充当生活的歌者，不满足于只对新人新事的赞扬，也要担当起生活的医生职责，医治社会的创伤。他在下乡体验生活时，发现一些机关干部做群众工作不深入调查研究，仅凭主观臆想办事，造成了不良效果，于是，写成小说《七月古庙会》，期望引起人们的重视。作品描写县工作组组长魏志杰下乡时，主观武断，强行阻止农民在农闲日子里赶传统庙会，激起农民的反感，造成了矛盾冲突。胡正采用喜剧笔法，善意地批评了魏志杰一类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并且指出这种作风已经危害到党群关系，应当予以纠正。遗憾的是，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引起领导部门的重视，反而是有个别领导干部对《七月古庙会》无端指责，让胡正实在难以理解。

1955年初，山西省文联决定调整所办刊物《山西文艺》杂志人员，由于胡正在晋绥抗日根据地时期就办《晋绥日报》文艺副刊，南下重庆后做过《新华日报》文艺版负责人，经验丰富，领导能力突出，因此，任命他担任《山西文艺》的主编。

《山西文艺》是省文联的机关刊物，1950年成立文联时就创办了，担负着培养文艺创作人才，推出优秀作品，介绍国内外文艺走向，传递省文联工作大事等任务。胡正深知主编责任重大，拿出当年办报纸文艺副刊的热情来，团结编辑部全体成员，调整办刊宗旨，明确编辑部每个人的职责，认真组稿，精心编排，在全省文艺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些后来成为山西文艺创作核心力量的作家和艺术家，比如韩文洲、焦祖尧等，都是从《山西文艺》成长起来的。

胡正是个非常善于工作的领导。他把 《山西文艺》 编辑工作关系理顺，一切走上正轨后，自己也继续创作，写出一批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民间文学作品，有代表性的包括短篇小说《一夜之间》《到女家去的路上》，这两篇作品仍然以张庆村生活为素材，描写出新时代农村青年在农业生产、婚姻爱情、为人处世等方面，摒弃旧的做法和思想，努力接受新观念与新做法，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出农村发展的未来。在具体写法上，仍然是以刻画人物为主，设置有意思的故事情节，文字生动流畅。

1955年秋天写成的报告文学《优秀的农村女青年申纪兰》，则是最早用文学表现劳动模范申纪兰的作品之一。胡正在这篇报告文学中，不是简单地记述申纪兰如何思想先进，如何吃苦耐劳，如何与众不同，而是选择以讲故事切入的方式，以申纪兰动员落后妇女李二妞下地劳动的细节，发掘出了申纪兰身上蕴藏着的感人力量；同时，也表达了申纪兰坚持男女同工同酬观念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作品将观念寓于故事中，故事中包含着观念，借鉴小说的细节和对话写法，很好地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体现了报告与文学的关系，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系列散文《榆次张庆村散记》，都是胡正在张庆村深入生活时的真实感受。作品讲述他与一些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交往的故事，真实生动，淳朴自然，写出了农民群众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充分表达了胡正深入生活根据地对农民群众的感情。另外还有散文《美丽的图画，光荣的任务》等，都是胡正对社会生活充满希望的衷心表达。

民间文学作品《奇花公主》《雇工、地主和县官》是胡正一生写作中为数不多的民间文学作品的代表作。《奇花公主》讲述一个老皇帝为自己年轻貌美的公主选择心爱夫婿的坎坷经历，表达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思想。主题和故事虽然不是非常新颖，但胡正写得富有真情，富有人性，尤其是语言形象化，故事有悬念，人物有个性，读起来很有吸引力，适合各层次读者的阅读要求。《雇工、地主和县官》讲述的故事同样是传统的，表现的是雇工的聪明和地主及县官的愚蠢，充满戏剧性，很符合普通老百姓阅读心理。通过这两部作品，表明胡正是喜欢民间文学的，并且能够从中吸收有益的成分，运用到其他创作中。他特别注意把民间文学的特殊性与自己的想象力，都很好地融会贯通，写出有味道的故事来。

1956年，是山西文艺界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除了赵树理工作关系在北京，却经常去晋东南下乡外，马烽、西戎、孙谦，这些从根据地成长起来在中国文坛已经很有名气的山西作家，继胡正之后，陆续从北京、四川等地，办了工作调动关系，迁走户口，领着妻子儿女回到山西省文联。他们回来的想法和胡正大体上一样，都是感觉要创作还得回到自己熟悉的故乡，家园情结、生活习惯和性格特点，在外地长期生活，让他们无法适应，总有一种漂泊的心理，只有回到家乡才踏实。马烽说过的一句话就非常富有代表性：京华虽好，终非久留之地。

这么多知名作家都回来了，省里有关领导部门很重视，从工作需要出发，对省文联领导班子作了重新安排。此时的胡正既编《山西文艺》，又搞创作，一切都顺风顺水。看到老伙伴们一个个回来，发自内心高兴，感觉到以后可以在工作上、创作上跟大家交流了；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组织任命他担任秘书长。这是因为胡正有很强的组织工作才能，并且跟马烽、西戎、孙谦，包括李束为这些作家经历相同，关系密切，容易和他们沟通，有利于工作，他只能服从组织安排。

于是，胡正从这年的十月份上任，当上行政事务繁忙、责任重大的省文联秘书长，一直到十年后运动开始。十年的省文联秘书长，对于一位正处在创作黄金时期的作家来说，必须有一种奉献精神和付出态度，胡正既然当了，就全力以赴，好在那时他才三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时候，辛苦工作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

省文联作为一个机关，虽然不是要害部门，却也每天都有许多事务要处理，包括组织召开工作会议、筹划各种业务活动，安排全机关几十号人员的生活、工作，接待各方面来的领导和相关部门人员，办理财务和后勤琐事，等等。由于胡正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加上文联领导李束为、马烽、西戎等，都是老战友，所以，他能够合理协调机关不同部门的职责，妥善解决各方面问题，从容应对各种突发事情，日常工作井井有条，为山西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尤其是为“山药蛋”文学流派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多年后，胡正回顾当年尤其是山西文艺事业在1950年代的辉煌，并为后来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感到非常欣慰。1999年秋天，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昨日流光——省、市文联往事散忆》，讲述了他当秘书长的一些片段：

为了给青年作者提供学习文艺创作和理论的机会，省文联（1950年代）办过几期读书会，第一期时间为一年。同时还召开了几次创作会议，有一次为妇女创作会议。组织联络部还以省、市文联的名义，经常举办文艺讲座。五一路原市府大礼堂也划给了省、市文联，于是便在大礼堂举办文艺讲座和文艺晚会。每月约一二次请作家、艺术家和教授讲授，也请外地来访的作家、艺术家讲授。那时知识青年大多爱好文艺，每次讲座都有几百人参加。

担任省文联秘书长职务，让胡正的创作受到一定的影响，作品数量上少了；然而，在这段任期内，他却完成了奠定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地位的重要作品——长篇小说《汾水长流》，也由此成为山西当代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

六、《汾水长流》

全国高等学校中文系统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谈到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小说创作时，有这样一段话：“像胡正的《汾水长流》、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于逢的《金沙洲》等，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比较优秀的作品。”作为“山药蛋派”骨干作家的胡正，正是凭借长篇小说《汾水长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一席地位，也因此成为这个流派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胡正最早产生写作《汾水长流》这部长篇小说的想法，是他1953年在榆次张庆村下乡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