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画传入中土的漫长过程中，传教士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回顾相关历史，在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曾先后三次出现过与传教士相关的西画东渐现象。第一次是在明末万历年间，第二次是在清代中期，时间跨越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皇帝，第三次是在晚清的同治年间。如果说，前两次是在罗马耶稣会派遣传教的背景下，使西洋画在中土产生一定影响，那么，第三次就是在鸦片战争的背景下，传教士由禁教所迫转为大规模地卷土重来，从而开辟了一种师徒形式的西画传授。创办于同治年间的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画馆，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事例。这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修士共同担当的结果。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意大利传教士马义谷、法国传教士范世熙以及中国修士陆伯都、刘德斋等，这些原本陌生的名字，在西画东渐中获得了历史的尊重。

一

清道光22年，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开放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由此构成五口通商，形成外国人在中国租地通商的特殊时代并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1843年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香港公布实施。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条约规定，教会可以到通商口岸及内地游历传教。此后，西方各国教会势力大量涌入上海，而上海作为首批开放口岸和中国沿海较为繁荣的城市，必然成为列强的首要目标，于是，西方各国的教会势力纷至沓来。有关资料统计，从1842年到1911年，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多达130余人。随着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张，天主教堂如雨后春笋在江南地区出现。因此，造成大批宗教饰品的短缺，包括圣像画、雕刻品和祭台等。尤其是大批量的宗教人物画的需求量猛增。因此，搜罗绘制宗教画的艺术人才，就成为一件头等大事。于是，天主教在上海大兴土木，建造教堂，使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流与融合，并且出现了新的格局。土山湾画馆应运而生。

土山湾地处上海徐家汇。早在1832年到1837年间，思想家、民族英雄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府衙设在苏州，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他率领官员民众，全力治理太湖水系，疏浚河道，促进漕运与经济繁荣。在疏浚漕溪、肇嘉浜、蒲汇塘的同时，用淤泥堆积出一片高地，当地人称其为土山湾。1864年，孤儿院迁移至此，而土山湾画馆仅仅是孤儿院诸多下属部门中非常特殊和规模最小的一个。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成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之地，造就了一代艺坛宗师。

当年，在徐家汇肇家浜和蒲汇堂两河交汇处，有一片名为“徐家汇”的土地，在当时仅仅是江南的一片农村景象。举目望去，阡陌纵横，遍地坟茔，夜晚磷火跳跃。冬季早晨，薄雾弥漫在河流之上，穿行在树木之间。土山湾占地面积80余亩，曾经是上海的一个重要地标。当年，上海天主教会孤儿院从横塘搬迁到这里时，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当时易名为“土山湾孤儿院”。三年后，土山湾孤儿院在这里建造了教堂和多排房屋，成为孤儿住宿、学习和职业训练的场所。随着江南地区天主教堂的不断增多，教堂内的绘画、版画和雕塑供不应求，于是，土山湾孤儿院决定开设拥有木板雕刻、印刷、金工和美术工场，后来，土山湾画馆就成为那些孤儿学习西洋画的重要场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美术教育机构。

尽管那些为数不多的历史照片早已泛黄，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土山湾画馆当年的面貌。高高的围墙，青砖黑瓦的建筑，以及教堂上镶嵌的十字架。“正门前有码头靠岸的石砌台阶，驶入肇家浜的小船可以在这里上岸。粉墙上有毛笔书写的大字——土山湾，围墙上有一块书有TOU—SE—WE—土山湾的木牌。进入正门，迎面尽头是一座雅致的圣母亭，左右两边是对称的两排建筑，右面是大修院，左面是一排两层楼的房子，画馆就在其中。就是在这里，土山湾的孤儿们拿起了油画笔，开始了迥然有别于他们祖先的绘画训练，并成为第一批系统掌握油画技艺的中国人。” （《中国油画500年》 第1卷，赵力、余丁编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第643页）

谁也没有想到，土山湾画馆的开办，给无缘涉足西方艺术的中国人提供了一扇观察、了解和学习西方艺术的窗口。

土山湾孤儿院中的美术工场，被称为土山湾画馆，画馆于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正式设立，当时招收的学生屈指可数，而中国修士陆伯都（1836—1880）在这个时候成为绘画雕塑工场的第一任中国主持。直到三年之后，孤儿院扩建，还增加了一座小型教堂，孤儿院的人数多达342人。由于陆伯都长期生病，从1869年开始，绘画雕塑工场的主持工作就由刘德斋（1843—1912）代理。这是目前美术史研究所知中国最早以学徒方式培养中国西洋画专业人才的场所。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大约有300多名孤儿在那里接受过严格训练，他们学习的科目有素描、水彩、版画、雕塑和油画等，经过六年的学习之后，大多数人留在画馆工作，为日益增多的教堂提供圣像以及其他宗教用品。与此同时，他们也为上海之外的教堂绘制作品，可以说，他们的作品遍布全国各地的天主教堂。

画馆内有安静的教室，坡顶结构的天花板上画满了圣经故事，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油画绘制的圣像，那些外国传教士教师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巡视着每一位学徒者专心致志地临摹的作品——那些中国学生，头戴瓜皮帽，后背拖着长长的辫子。他们在自己的座位上聚精会神地用教师传授的方法，再用素描或油画的方法去描绘圣像。但是，那些孩童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所作所为，超越了自己的祖先而成为第一代系统掌握油画技法的中国人。在教师的耐心指导下，那些圣像被他们描绘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从土山湾画馆走出的徐咏青，最后成为中国的水彩画之父，漫画大家丁悚，月份牌的先驱者杭穉英，雕塑家张充仁等，都曾在土山湾画馆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海派大家任伯年，曾通过土山湾画馆的朋友学习西洋素描。雕塑家张充仁在谈到任伯年时说道：

一个有趣的回忆，余十七岁时卅八年前与上海土山湾图画馆前主任刘德斋之门人安守约谈天，安偶然谈起刘德斋与任伯年之往来曰：“一日，余与刘修士访任伯年，讨论绘事，任曰：‘西法画与国画较之，国画为快。’随后手取一纸，画玉蜀黍二，很快完成。”

这个事实说明任与萌芽状态之西画界，不但有接触，而且有一定观察认识，乃至有过研究，对此我们更有其他材料足以证明。（《中国油画500年》 第1卷，赵力、余丁编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第641页）

多少年之后，当他们走出土山湾画馆时，在社会上开设工作室，向学生们传授西洋画技法和理论，传授在土山湾画馆所学到的知识，曾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画馆将西洋画的多种技术因素贯穿于教学之中，构成了继北方清宫油画、广州“外销画”之后近代中国西画东渐又一处重要的典型样板。与中国人聪明、勤奋、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数千年的传统艺术相融合，出现了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艺术家。正如曾经受过土山湾绘画影响的徐悲鸿先生所言：“土山湾亦有可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1943年，由土山湾画馆印刷出版的《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对画馆有这样的描绘。“图画馆，分水彩，铅笔，油画等。其出品曾获得南洋劝业会历次褒奖。又制造彩绘玻璃，供给各交通及建筑界之应用，为中国彩绘玻璃之第一出品处。”

从1864年到1934年的70年间，土山湾孤儿院先后收养孤儿2500余人。如何解决这么多孤儿的生计，确实是一个需要面临的问题。实际上，1864年开办的土山湾画馆，就是为孤儿院的孩子们长大之后的就业考虑的。画馆以孤儿院的孤儿为招收就业的主要对象，最初开设国文、算数、习字、天主教义等4年文化基础教育课，到13岁时，再根据学童的具体情况授以不同的工艺技能。满19岁时卒业。“或留堂工作，或外出谋生，悉听自便。”有关文献记载，留堂工作的学生居多，当工艺学校和孤儿院合并之后，收养的孤儿可以一边在画馆学习各种美术知识，也能够在工场中进行具体实践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