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在今天已是渐渐远去的风景。旧时风云与师友情谊，常在书信的字里行间。细读旧信，也许可以从另一角度解读出“师友圈”，或可读成“回忆录”。《人间有知音：金耀基师友书信集》出版之时，金耀基先生八十三岁，自称此书“几乎是我半部的‘回忆录’”。此书与金耀基的散文集《有缘有幸同斯世：金耀基忆往集》参读，庶几可合成一部回忆录。

金耀基是老派人，作文都是手写，近年更醉心毛笔书法。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写书信者愈来愈少，用电话、手机、电邮者愈来愈多，有朝一日书信或将不再是人间传意达情的载体了。金耀基则相信“见书如面”：“书信是一种最有手与心的温度的书写。看到手札，便有如见到书信人的本真。书札含有的情意元素，决非其他书写或媒介可以比称。尺素之所以可宝，正因如此。”新时代而读旧书札，但见古风犹存。

一

金耀基是台湾大学法学学士、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金耀基在政大的导师王云五是“二十世纪的一代奇人”。金耀基上王云五的第一堂课，但觉他须发皆白而精神沛然，犹如仙界中人。金耀基第一次留美返台，执教于政大，王云五即召他到台湾商务印书馆兼职。王云五任总编辑，委金耀基任副总编辑，并实际主持《出版月刊》编务。之后，王云五要金耀基肩负《东方杂志》的复刊之责。

《东方杂志》复刊后一年，金耀基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已三年，第二度考取一个全额攻读博士学位的美国国会奖学金，上年度金耀基已考取一次，因王云五不赞同而放弃，但这次是美国在台所设奖学金最后一年。金耀基去意已决，因他绝无能力自费留美，且已逾而立之年。金耀基不愿当王云五之面请辞，便写了一封长信，再度陈说留美的缘由。信中说，自己不能像云师一样，胸有万卷，吐丝不绝，而只能学蜜蜂酿蜜，增加自己的学养（《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王云五读信后，毕竟是谅解的，也贺金耀基去美，只望他学成再有回商务印书馆服务之日。

1970年，金耀基在匹兹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聘。王云五不无希望落空之感，作信云：“耀基同学：奉读本月九日函，知吾弟已荣获匹大博士学位，可贺可贺！愚满拟待弟重返商务，并虚席以俟。兹悉已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因有优越条件，可省机票十万元，是则重返商务，又成空想。惟如此特殊条件，愚亦深为谅解，台港非遥，聚首机会仍多，深望数年以后仍能共事也。”

1975年，金耀基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一年的长假，并得李维厚基金会（Leverhulme）的资助到英国剑桥大学访学，王云五作信云：“耀基同学：奉读四月四日来书，无任雀跃，犹忆十余年前同游政研所，即已逆料蛟龙非池中物，及弟由港中大资送剑桥研究，更断言终有一日，弟必擢任港中大甚至港大校长（名义上为副校长，英制如是），今仅初试其端耳。此不只为政大同学庆，云五亦与有荣焉。谨贺！谨贺！”

那一年，金耀基四十岁，在剑桥大学访学之余写出了名著《剑桥语丝》，书中有一篇《书城飘香——远怀云五师》。多年后，金耀基真如王云五信中预料，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说：“当年我读此信时，只觉得云师是对我奖掖逾恒，并不在意，四十年后再读此函，便觉得真有些匪夷所思。我2002年出任中大校长，是在一非常情况下的决定，非我之初衷，我当年之应聘到中大，实因我喜欢做的是教书与著述，即使七十年代担任新亚院长及八九十年代担任大学副校长，都是兼任，我的本职仍是社会学系教授，在我服务中大三十四年里，惟校长一职是全职的学术行政工作，对我而言，也决无余力再做教研了。故我从来就没有做校长的aspiration（抱负）。”

197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东会为九十大寿的王云五铸造了一个半身铜像，请金耀基以二百字写云老九十年的人生。金耀基所作短文的结尾说：“人生如壮游，云老九十年的壮游，在历史上已留下了无数的足印，但他还计划着明日的旅程。”王云五致信：“获读所为文，敬佩无量，以短短二百言，描述云五九十年生涯，重要言行殆皆具备，至扼要而有力，堪称能手，书法亦甚秀丽，是文可谓不朽之作，云五得借此而名垂不朽。”

1979年8月14日，王云五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有二。金耀基在香港怅望云天，心送书翁归返仙庭。

王云五在1961年一篇纪念爱迪生的文章中，曾提及他所作的一首诗《反李白春日醉起言志》：“处世若壮游，胡为不劳生。壮游不易得，岂宜虚此行。偶尔一回醉，终日须神清。雪泥着鸿爪，人生记里程。豹死既留皮，人死当留名。盛名皆副实，人力胜天成。人人怀此念，大地尽光明。”

这首诗是夫子自道的言志诗，最能说出王云五的人生观。他一生服膺爱迪生的生活哲学，那就是“工作、工作”。王云五自十四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他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确是“人生壮游”。

二

金耀基1970年举家自美到中国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讲师，至2004年以校长和社会学系讲座教授退休。

1969年，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到匹兹堡，与基辛格共同接受匹兹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李卓敏一到匹大就约见金耀基，当面热情地邀请金耀基加入香港中文大学。这是金耀基初次见到李卓敏，金耀基回忆道：“李卓敏先生1969年在匹兹堡大学当面邀请我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不只态度热情，而且恳切坚定。我与卓敏先生素昧平生，他怎会对我如此信任呢？当时，我想过这个问题，我很快就找到了答案。我相信一定是匹大著名社会学系杨庆堃教授向李卓敏校长大力举荐之故。”

李卓敏提出的“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的理念已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立校精神。金耀基与李卓敏交往深入，他说：“李校长有眼光、有能量，他是一位能把理念转变为事实的实践家。但是李校长在创校期间，并非事事顺风顺水，事实上，他从不缺少阻力与反对的声音，但他有魄力、有毅力，遇阻不回，迎难而上，忍劳、更忍怨（他常需以写字、编字典来求心之宁静），从不颓神丧志，卒能得道多助，把中大一步步向前推进，并彻底改变了香港高等教育的生态，在世界大学圈中，声誉鹊起。我记得在八十年代，柏克莱加州大学校长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寇尔博士（Clark Kerr）亲口对我说，香港中文大学是二次大战后出现的数以百计的大学中极少数最为成功的大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