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后，来访者中渐渐多了一些失意落魄之君，他们往往衣衫褴褛，形容枯槁，举止犹豫，心神不定。他们因在人生的某一时刻和父亲产生过某种交集，成为“历史疑点”，一生受尽折磨。为了对得起余生，对得起子孙，他们不远万里，前来请父亲秉公作证，只求尽早摘帽，重新做人。来者涕泪交加的诉冤，激起父亲深深的同情和无言的愧疚。他明白，他们及其不幸的家人被自己深深连累，苦不堪言。老父竭尽所能，为这些劫后余生者写信作证，甚至四处奔走，还人以清白，使他们尽快得以平反。每每听到有人受他连累而故去，他会老泪纵横，夜不能寐，叹息自己出狱太晚，错失机会。可是，这一切又怎能怪他呢？

但是，有一次，我的日语老师来到北京，父亲却一反好客的常态，要我立即送他去旅馆，弄得我和老师都很尴尬。老师姓汪，是个中日混血儿，日语是他的第一语言。其生父出身苏州大户人家，留学日本期间，娶了日本姑娘为妻，学成回到苏州老家未久，因病离世。随他一起回来的日籍妻子不会中文，在婆家孤立无援，无法处理妯娌之间钩心斗角的复杂关系。她在受了许多委屈后，含泪带着幼童，也即我后来的老师，返回日本。当时，日本风俗类似中国，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何况甲午战争后，一向视中国为上国的日本民情大变，对中国改以“支那”相称，十分鄙夷。母子二人从中国两手空空归来，感受不到娘家的温暖，还受尽邻里的白眼和欺凌。汪老师渐渐萌发反日心理，认定自己是中国人，成年后义无反顾地返回中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接受任务，利用他的日语和对日本的知识，打入南京汪伪政府，赢得信任，成为机要秘书，为中共获取了大量情报。1949年后，他在上海公安局担任重要工作，住在泰安路的高级洋房中，待遇优渥，生活舒适。

不料，1955年汪老师被怀疑是“反革命”同党，在北京狱中度过整整十年。1965年被释，一年后，“文革”爆发，汪老师更是度日如年，苦不可言。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对外交往的门打开了，对外语专业人员的需求有所上升。1973年，汪老师在女婿舒邦思——我高中同学兼好友的游说下终于松口，同意由女婿出面，拉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悄悄组成日语学习小组，由他担任老师。舒邦思知我在自学日语，便将我也拉入小组。我们每周在他的瑞华公寓住所里碰面，在汪老师的指导下苦练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