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南亚多国举行大选，更新内政生态，带动地区内外局势调整。总体来看，多重转型、动荡和调整相交织，是2024年南亚形势最突出特点。

域内外转型作用叠加，加深地区动荡

美印关系进一步向“利益之交”转型是加深地区动荡的最主要外因。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日益将印度视作“利益之交”而非“价值观趋同国家”，两国围绕南亚领导权分歧日益增多。进入本世纪，“扶印制华”逐渐成为美国经略南亚“大战略”，但“扶印”只是手段，“制华”才是目标，美国难以容忍南亚主导权旁落。因此，拜登政府极力拉拢印度融入其盟伴体系和产供链体系，但不时挥舞“价值观大棒”敲打印“民主人权”问题；同时，加紧介入南亚事务，利用地区中小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加强地区渗透，进一步挤压印度版“门罗主义”空间。2024年6～8月，孟加拉国“反配额制”运动冲垮连续执政15年的哈西娜政府，被认为是2024年美国在南亚“暗箱操作”的最突出事例。

南亚各国多领域转型叠加互动程度加深，是造成地区动荡的深刻内因。2024年地区国家转型三大共性表现越发突出：

一是经济转型陷入“同态竞争”困境。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迭代发展使新一轮产业革命日益临近，南亚各国既在传统产业领域承受相互竞争压力与地缘政治冲击，又在新兴产业领域面临掉队落伍风险，经济转型紧迫性与难度上升。但从转型基础来看，地区工业化进程仍任重道远。各国产业结构、发展路径相近，区域内经济依存度、合作水平偏低。在此背景下，各国经济转型恐激化地区内部“零和竞争”。

二是政治转型进入矛盾激化阶段。选举政治与家族制度相结合是南亚政坛最突出特征，但近年来民粹主义盛行，新兴社会阶层对家族政治的不满日益上升，人心思变、矛盾激化，使南亚多国的权力转移过程变数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