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秋天，一个坐落在东北边境村庄的老年食堂，在互联网上出了圈。流传的照片显示，众多白发苍苍的老人盘腿聚在一个屋子里，围着几个大桌子吃饭，喜庆得像参加婚宴。

不同的是，每顿六菜一汤的餐标，只收每名老人2元钱。

这里是吉林省延边州和龙市。项目的推动者之一，出生在北京农村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昭德基金主任李红霞回忆，2年前第一次到吉林调研时，她为衰老的边境村落感到震惊。有些村里，一半以上都是60岁老人—这还不是极端情况，极端情况下，一个村可以100%都是老人，连中年人都没有。

衰老首先导致的是“放弃”。体力不支的老农放弃了种地，将地租给了种粮大户；孤独的老人放弃了出门，因为不想费劲地走在冰地里找人说话；留守的老人放弃了做营养大餐，转而每顿饭变成了凑合、对付。

如果不是李红霞团队的发现，这些默默发生的“放弃”将随着呼啸的大风被掩盖，2元食堂也就不会在东北边境村率先诞生。

但这同时是独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故事。这个以朝鲜族为特色的自治州，占有吉林省1/4的土地，却很早拥有了比吉林省平均水平更高的老龄化率。2023年，近30%的人口都是60岁以上的人。

在这座人口日益衰退的城市里，老人成为了各种场景的主角。留在延边州的人，不得不面对着同一个现实：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已成趋势，人总要学会与衰老共处。

老去的村庄

从远处看，和龙市龙门村与一些人烟稀少的村庄没什么不同。过去30年间，这个藏在林地与丘陵间的村落，经历了年轻人口的不断外流，只剩下安静的稻田、黄牛和朝鲜族特色的歇山式瓦房。留守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老，三个屯渐渐合并成一个龙门村。

龙门村党支部书记张春雷，汉族人，1983年生，几乎是村里最年轻的人。

12月初，张春雷带我去村里的一个食堂吃饭。这个食堂从今年8月起，每周四、五、六的中午开饭，运营不足5月，但故事却可以从很久以前讲起。

张春雷的双颊露出阳光晒就的红晕，他说自己从小就早起帮家人干农活，尤其喜欢春天翻黑土的味道。现在，他总是开着一辆日系皮卡，拉着农作物在村里转悠。

2018年，在龙门村土生土长的张春雷发现，村里七八十岁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看着他长大的叔叔阿姨一下子全变成了老头老太。

逐渐地，村庄有了独属于老年人的“烦恼”。比如，他经常收到电话，来电的那头表示自己搬不动柴火等重物，需要村委会或网格员的帮助。

从这时开始，张春雷下定决心，今后的重点任务只有两个：一是壮大村集体经济；二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依。截至9月，龙门村1526位户籍人口，只有303位常住在村，其中60岁以上老人160多人，占比超过半数。

而开头提到的李红霞，在2022年到延边州边境村后，也下了一个决心，最终助力建起了一座老年食堂。

李红霞遇见过一位失去伴侣的空巢老妇人，对方每天的食物一成不变。早餐就独自啃着女儿买的压缩饼干，午饭就吃延边的大煎饼。唯一可能的变化是院子里的蔬菜。老人在自家菜园里种着黄瓜和西红柿，这是她认为的好东西。

这不是特例。李红霞发现，边境村民普遍收入不高，又进入高度老龄化阶段，老人的饭桌却越来越简单。朝鲜族老人喜欢吃泡菜和酱汤，伴着酱和咸菜，一锅米饭可以对付好几天。

孤独被看见后，2023年11月，改变在稻田飘香的海兰江畔悄然发生。

多方关注和支持下，龙门村被选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试点村，开启了一周一次的老年食堂运营试点，资金由基金会提供。如何给老年人换着花样做菜，如何保证厨师的供应，并确保运营成本在预算范围内，都是这期间摸索出来的。

近一年的摸索期过后，到了2024年8月，老年食堂正式在龙门村“开业”，每周开餐三天。与人们心中的食堂概念不同，这里更像一次群众的聚餐—50余位老年人围在5个大圆桌前，热闹地分享着五菜一汤。

负责做菜的、处理后勤的都是60岁以上的村里老人。我去的那一天，老年食堂做了番茄炒蛋、青椒炒鱿鱼、土豆鸡块、香干炒芹菜、豆腐明太鱼汤，全是热乎的、煮得软烂的口感。饭罢，女性老人会与伙伴团聚在太阳底下聊天，男人们则去打门球。还有一些老人，自愿留下来收拾碗筷。

当然，他们没忘掏出兜里的2元现金，用于支付午餐。

不可逆的老龄化

和张春雷的感受一样，衰老是一瞬间的事。人似乎还没反应过来，一下子就老了。城市也是这样。

在延边州，从小在这里生长的人都有印象，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年轻人口外流的速度越来越快，尤其在农村地区。延边大学一篇论文曾指出，在延边，越靠近边境线，人口流失越严重。论文调研的109个边境民族村中，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51.3岁。

与中原城市不同，延边的人口外流，首先源于朝鲜族自带的“优势”。我国延边州的大量朝鲜族人，与韩国语言相通，而地理距离上，两地飞行时间仅2小时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