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吴晗与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里提出，所谓“绅权”，就是“绅士”之权。“绅士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他们在野，可是朝廷内有人，他们没有政权，可是有势力。”“官僚是和绅士共治地方的……往上更推一层，绅士也和皇权共治天下。”费孝通在书中提出：“政治愈可怕，苛政猛于虎的时候，绅士们免疫性和掩护作用的价值也愈大，托庇豪门才有命。”

在唐元鹏的新著《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里，读者同样能够发现，即便在危急时刻，晚明年间士大夫的“绅权”也引人注目。比如，书中提到宜兴（今属无锡市）缙绅陈一教的两个家奴竟也能称霸乡里。他们看上他人家财妻子，就能凭空诬陷他人，随后将其家财席卷而空。区区家奴威风如此，何况家主！

而这与明代的“制度安排”大有关系。明朝开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就下令，“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嘉靖二十四年（1545）规定，京官一品免三十丁，二品二十四丁，至九品兔六丁，外官各减一半，不但见任或退休官员，连学校生员除本身外，也免户内差徭二丁。这就使得士绅家族得以逃避沉重的徭役负担。

不仅如此，嘉靖二十四年还规定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二品二十四石，到九品免粮六石，外官减半。甚至生员无力完粮时也可以奏销豁免。而且，官员退休，身份特权仍在，“致仕官居乡里……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这实际上就是皇权对绅权的有意宽容放纵。

就像《江南困局》里提到的那样，“当时的缙绅家族，不一定非要贪腐才能发家致富”。只要科考场上发挥出色步入仕途，自然就能“学而仕则富”。书中就提到了几个缙绅家族白手起家的故事。譬如湖州南浔人董份，“原本还是普通人家”，但考取进士后“仅仅用了20年，就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富家大户”。

个中奥妙，就在于不少人会主动带田产、房产投献到董家。“如此一来，平民百姓可以免除赋税徭役，或打折缴税，还能得到大户荫庇，不受别人欺负。”这种情况，实在令人联想起传世名篇《范进中举》：“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无怪乎《江南困局》书中的描述：“在大明270多年历史中，科举出身的孔孟弟子组成了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