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拍拍阿叔不是一个人，拍拍阿叔是一伙在屋里打手势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偏瘦、偏白、头发偏长，他们的手在彼此眼前扇来扇去，没有任何一只苍蝇可以顺利穿行于他们之间。同凝和路上大大小小的生意相比，拍拍阿叔的手机维修店从不能算热闹，哪怕到了傍晚，当所有的拍拍都涌进来时，这里仍保持着一股与画面极不相称的安静。偶尔，他们中的一两个也会突然发出“啊啊”的大笑，墙壁上便起了回响，像一股冲击波，弹进我的耳朵。我挤在他们当中看来看去，花了好久才确认，这是独属于自己的惊吓时分。

从拍拍阿叔的地盘往里走，穿过一条分为三股的旗杆弄，南面尽头是爸爸的酱菜店。他把酱缸堆满了整座后院，其中混杂着几只从垃圾工手里讨来的蓝色废料桶，当他扛着拖把头赤膊跳进去时，没人怀疑过里面装的是什么。有一只大瓷缸靠在树底下，叫雷劈成了两半，横躺着的，不知被谁种上了小葱和辣椒，剩下半截拖进阁楼，铺起薄薄的垫絮和草席。十岁的夏天，我就睡在这半只酱缸里，入夜，贴壁凉快极了，醒来一摸，背上满是深深浅浅的印子。

那时我第一次从苏北老家来到上海，借住在爸爸店里。是我妈托一个做木材生意的表亲顺道送我来的，他答应她，两个月后再把我捎回去。出发前，我妈关照了好多话，只怪我没乘过长途货车，吐了一路，到的时候全忘光了。三年多没见爸爸，我竟有点认不得他了，他大概也是一样。爸爸的店很深很窄，从门面走到里屋，几乎找不出第二条落脚的线路。楼上除了一台电视机、两把藤椅，还有一个大肚皮的女人，爸爸没跟我介绍，也不要求我喊她什么，他只告诉我怎么记进出的小路，怎么倒马桶、爬阁楼，就再没往下说什么了。女人忙着做饭、洗衣服，也没多说什么。她的肚皮已经很大了。

凝和路上的生意有八成是我们老乡承包的，蔬菜、生肉、水产、豆制品，加上附近收废品的、做五金的、打木材的，爸爸很得意，说这里是上海的小陶庄。小陶庄每家每户都有个像爸爸这样的男人，忙完早市，他们倒进藤椅里打鼾补觉，等忙完晚市，就把店留给女人打扫，自己找个地方赌钱去了。不管在哪儿，是说话、吐痰、吵相骂还是搓麻将牌，爸爸们的动静总是大得要命。

拍拍阿叔就不这样。他们的店像一个黑洞，任何人跨进去，声音就被彻底吸走了。你必须向他们学习语法，用手、眼睛和面部表情来创造对话，每个动作都是简洁漂亮的词语，每个句子都有山一样起伏的形状。听久了，你会明白这些句子之间藏着规律的豁口，比如抿紧双唇，或短促地弹一下舌头，我敢说，这其中绝不包含爸爸们清嗓、吐老痰和倒吸鼻涕之类的动作。在众多平静交谈的拍拍里，有一位戴眼镜的是大肚皮女人的弟弟，他常在阁楼熬夜学习，睡过中午，临出门，女人总叫他带上我一起。进了店，眼镜拍拍会从收银台的抽屉里随意取出一支手机，陪我坐了坐，又匆匆离开。手机上有贪食蛇、俄罗斯方块，橘色的屏幕，闪烁的字，键盘表面大部分都已褪色，小部分按着按着会突然卡死，要等很久才能活过来。可我有的是时间，在这里，我的时间足够目送所有拍拍从收银台离开，再等着他们每个人赶在晚饭之前回来。

二

有一天，眼镜拍拍临走前朝我指了指对面的冷饮店，他“啊啊”叫了两声，我就跟着一起去了。我们选了各自想吃的冷饮，出来后，他又朝路口的公交站“啊啊”叫了两声。我点点头。天气很热，拍拍和我在车站空等了好久，一部，两部，三部，我猜不出他究竟要等哪一个数字出现，直到迎面驶来了一部人最多的，拍拍迈开腿，牵着我硬挤了上去。

我们在人群中晃来晃去，像两条鱼，被不同方向的水流赶向深处，又推回浅处，随后掉落在另一个站台，等另一部拥挤的公交，坐上几站，又掉了出来。我们就这样反反复复做着同一件事，譬如不停地打开一扇门，门的背后还是门。整个下半日，我从这些门上识得了很多广告标语，很多凉鞋和脚趾，还有很多风格奇特的汗臭，最终在太阳落山前回到了凝和路的起点。拍拍阿叔们也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