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小说《女字旁》，家里有亲戚也看了，纷纷称奇问道：“你是怎么想出这么一个故事的？这样的故事离你的生活太远了，要知道我们家，别说是重男轻女，就是说重女轻男都不为过的。”

确实，“女孩子比较稀罕”是我家里惯会强调的一件事。祖籍湖州的上海人家，老太爷一鼓作气，两任太太前前后后一共生下五个儿子，就是得不着一个女儿。怎么办呢，就再生。终于在丈夫年过六旬之后，追到了两个闺女，不过这尚不算圆满，收梢还得是个儿子，是以轰轰烈烈的生育连续剧最终以婆婆儿媳同时大着肚子，且在差不多时候产下了我爸爸和我小叔公为结尾。一生都精力充沛的老太爷到最后都没输给儿子，也为儿子们做了个好榜样，记得要生，不仅要多生，还要生得齐全，别人家是一个接一个生女儿，只为了最后追个儿子，但老太爷展示的是更为优越的胜负欲：虽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儿子，但这也不够，非得凑成几个好字，才是真正大户人家。

我大姑婆和小姑婆便是这遥遥领先优越感的产物。她们被生下之后，老太爷，即我的曾祖父，已是个高龄且富有的闲人。别人功成身退后遛鸟宠猫，他则开始专心一意地伺弄女儿。他所有的儿子皆以马字为偏旁部首，分别是驹、骐、骅、等等，而两个女儿，一个叫蕙蕙，一个叫蓓蓓，是精致的小花草，最适合退休生活。

从家里的老照片上看，我的大小姑婆从小就过得精致恣意，头上永远扎大朵蝴蝶结，辫子由佣人梳得油光水滑，衣着则大多偏中性，虽有裙装，也都是比较英姿飒爽那一款的，因为要方便和父亲去遛马和运动。当时老太爷手头宽裕，在跑马场养了两匹马，又在黄浦江上拥有一部小游艇。但据我所知，他并不是什么富商大贾，而是给英国人打工的买办，一直供职于海关验货查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某种特殊的外企高管。有个在家族中讲得很频繁的故事，说的是老太爷任职时常查到走私的奢侈品，比如某天他打开一只皮箱，里面是几十只浪琴手表。对方咬死了说只是假货，几块钱就能买到。于是老太爷微微一笑，举起一只手说，那你卖给我五只。最后的结果便是，殳家当时的五个儿子一人得了块浪琴表，因其具有防水设计，我大叔公还经常戴着去游泳，一身的行头让他追到了不少漂亮姑娘。

这样的故事在家族内部，逢年过节就要拿出来念叨一遍，主讲人自然是业已老去的大姑婆。老实说，这个故事让年少的我唯一觉得有趣的细节是，怎么会有傻子戴着手表去游泳，而我那早已远在美国且得了帕金森病的大叔公，看上去也完全不像是可以做任何运动的人，更别说能追到漂亮姑娘。但大姑婆的说话方式永远走在同一条路上，可以简略称为，化腐朽为神奇。在她嘴里，只要是过去的，那就是好的。比如颤巍巍的大叔公和他身边的大叔婆，明明看上去是两个半截入土的老人，大姑婆却会说：“大哥当年是健美先生冠军，大嫂那也是他千挑万选，谈了一百个女朋友之后最终求婚的重庆一枝花。”又比如大姑婆一直住着的弄堂房子，我认为又窄又小，黑漆漆的，照不见天光，但她又会说：“我们这明德里现在叫新式里弄，其实就是英国人的town house，想当年老阿爹（我曾祖父）一下买了五栋，每个儿子都有一栋，是何其的出手大方。”每每听到她无比骄傲地说着这些，我不免会思索，既然是父亲最宠爱的女儿，而大姑婆看上去也是最崇拜父亲的，但手表和房产，其实她都没有份。

那块浪琴表我是见过的，一九九五年我爷爷去世之后，有天奶奶整理东西，忽然就跟我说：“喏，就是这块表，蕙蕙翻来覆去说的这一块。”我看了她递过来的盒子里，躺了块模样普通的老式手表，翻过来的表面甚至有点生锈变色的感觉，看来这表也无甚稀奇，防得了水但防不了过时。而我大姑婆甚至都未曾得到这表，却将其说得神乎其神。那段时间，大姑婆同样也陷于房产困局中。解放前的五栋房子中原没有属于她的一栋，但大姑婆却决定这辈子死守明德里。其实四五十年间，五栋房子早已经被慢慢消耗殆尽，有被她不成器的兄弟败了的，有被她过于成器的兄弟缴公了的，更多的是莫名其妙就进了人，被占了地方，如此时刻，大姑婆的几个兄弟都保持不响，唯有她还要明晃晃地与人争执。直到最后，在床上弥留的老太爷咳着血都让她“不要响”了，她仍忍不住要说个明白。等老太爷一走，这房子便又少了一间。这下大姑婆是铁了心要守住最后的一点权利，声明自己结婚都不会往外住的，必须得是个能陪着自己住在明德里，且愿意和她母亲一起生活的好脾气男子才行。而这一把，大姑婆赌赢了，上天果真赐她一个好丈夫。我这大姑爹人生得清秀，样子儒雅，说话做事彬彬有礼，且在上海手表厂工作。有人传说姑爹是家道中落的小开，穷途末路所以收了心。而我每次看到戴着变色眼镜，身条瘦溜的姑爹，想到的却是《红楼梦》里史湘云嫁的“脾气柔顺的姑爷”。他陪着大姑婆死守明德里那硕果仅存的半栋新式里弄，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房子的产权果然白纸黑字地归了大姑婆一家，真心值得庆祝一番。但好景不长，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拆迁队又来了，每天软磨硬泡，要把大姑婆请出这她住了近六十年的老房子。

我还能记得那段时间，大姑婆常表情焦灼地来家和我奶奶促膝商量：“侬讲哪能办？伊拉讲，都是骗人的，明德里是保护建筑不会拆，就是要拿阿拉侪赶出去，将来造旅游一条街。”我奶奶是不爱守旧守产的人，在这一点上和大姑婆最谈不拢，所以每次大姑婆和她聊完了回去，我问：“说什么了？”她都答：“找我说这个真是找错人了，我是最爱住新房子的，可受不了要倒马桶的气。”我想着大姑婆那焦虑的表情，心乱如麻了依然要打扮得一丝不苟，因为好歹也是“出客”。每次来，她坚持不能空手，总带着不一样的西点，今天红宝石，明天凯司令，耳环和丝巾也总要和外套搭配顺色，口红则选用时髦的哑光色系，豆沙或偏灰里带点橙。大姑婆声音极具磁性，适合让普普通通的一段话添上莫名的故事性，所以抱怨起来，也是极致地哀愁。我只看她拿着一杯奶奶给她泡的茶，每喝一口便快速地抹掉杯沿处的口红印迹，这茶越喝越淡，她也越来越不拘束于要马上擦去口红印，随之一致的，也是她嘴唇上的口红越擦越没，最终变成了中老年女子本真的猪肝色。而她的圆形大耳环则还是鲜艳色系的，越发衬得整张脸黯淡、泛黄，眼神从激烈到无奈，再出其不意地吧嗒掉下两粒泪来。

大姑婆说一切都是过去的好，甚至是我奶奶同父异母弟弟的老婆，一个看上去干瘪得根本挤不出半点水分的老太太，她都能跟我赞美说，此人过去读女校的时候，最善游泳，花名叫做美人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