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半个世纪的写作中，除了在大会上远远看到前辈作家或只是听到他们的名字，我有幸交往的极少。本文的记录，也仅是雪泥鸿爪。但他们给予我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刻的。

大爱

第一次获文学奖，是巴金老人给我颁发的获奖证书。与他瘦弱温暖的手轻轻一握，成为了永远的记忆。

再见面的机缘其实是有的。很多年后，我在省里的文学社团主事，当时全国各地作协纷纷建立文学院，我们也跟着有了想法，借重古人写《滕王阁序》的名头，成立“滕王阁文学院”，找到中国作协的朋友支持，请求巴金老人题写院名。起初以为只是痴心妄想，说说而已，不意竟得到巴老的同意。我反而有了迟疑，以我的写作状况，有何面目去见世纪泰斗？思忖再三，决定由社团秘书长纯粹作公务出差。

从上海返回，叙述巴老题写院名时的情景，秘书长十分动容——

病榻上的巴老由女儿小心翼翼地扶起坐好，预先准备的垫板在被子上放平，老人伸出颤颤巍巍的手，写了一遍，眯缝起昏花的眼睛仔细看过，觉得不满意，又让女儿抓住他抖得很厉害的手写了一遍。

巴老以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一种大爱：“生命在于付出。我的心里怀有一个愿望……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擦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他从不以作家自居，不以名人自居，总觉得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这样一种“把自己烧在里面”的真诚，是巴金大爱的写照。而今，他抱病给一个外省文学院题写院名，无疑是期望每个追随他的写作者都好好努力，取得成绩。

巴金题写“滕王阁文学院”的两个原件，我后来交给了省档案馆，留下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时时感受老人“把自己烧在里面”的大爱。

风范

一九九三年。兰州。黄河岸上。

中国作协采风团近十位作家参差肃立，为首的是当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相对于这个名字，他的笔名在中国妇孺皆知：光未然！他与冼星海共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是中国现代文艺史上最辉煌的作品之一。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

……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

这些被高昂壮阔的声音和旋律传送的文字，曾经响遍了中国和世界。

老诗人严峻如铜像，但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他内心像黄河一样奔腾澎湃。中华民族母亲河的磅礴、雄浑、悲伤、坚强、愤怒、咆哮、抗争，强烈地撞击着我们每一个人。

第一次见到光年老，是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作代会的会场。他在远远的主席台上作大会报告。那不是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让人听得耳朵生茧的大话、空话、套话和教训、指点、要求的八股文章，而是生动、鲜活、睿智、雄辩、汹涌、恢弘、气势若虹的文艺宣言，充满了诗的激情。

现在，他这么近距离地站在我们面前。

除了历史偶像的光环，现实中的光年老是一个和善羸弱、平易随和的老人。

接下来是河西走廊漫长的日程：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每到一地，光年老都理所当然地被簇拥在人群中心，严肃地倾听，被请教，被请作指示，最后是几乎无休无止地“留墨宝”，常常要写到半夜——这差一点要了他的命。

光年老有求必应，对所有的愿望都尽可能地满足。这让他每天除了坐车、吃饭、回宾馆睡觉，大多数时间都必须站着。不像我们可以随意溜达，随意聊大天，随意坐下甚至找个僻静的地方躺平。一同来的夫人和秘书心疼不已，但劝阻无效。

一行人到了酒泉，光年老终于支持不住，晚上在团团包围的求字者中书写时昏倒，被紧急送进当地医院。第二天我们知道时，车已开出老远。一行人只有嗟叹不已。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嘉峪关，到了敦煌，光年老居然赶来了。一下车就问常书鸿。

常书鸿，一九四四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到访的时候，他依然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他和他的团队在荒凉寂寞的戈壁沙漠中苦苦奋斗数十年，开创了敦煌石窟保护事业。他不仅是杰出的敦煌学家，还是优秀的油画家和艺术理论家。他与女儿常沙娜一起，将敦煌艺术推广到全世界。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敦煌。

那天，两位老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光年老再三说：我是特地来看望您的，感谢您为中国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

常书鸿说：如果真的再有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当晚，光年老照例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狭小的会议室留墨。写的是显然酝酿已久的好几首吟咏敦煌的七律，律句工稳遒劲，墨迹飘逸典丽。见他依然一脸病容，我极力抑制住了求字的冲动。

没有想到，河西走廊之行结束，回家不久，我收到了光年老寄来的墨宝，是他自己最喜欢的敦煌七律中的一首，横书竖书各一幅。

两幅字我后来交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留在身边的是一代杰出诗人和文学事业领导者的闪光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