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歌是生长在黄土地上的民族民间艺术之一，产生于陕北高原的民俗生活与人文风情之中，浸润历史与传统的文化芳泽，遗存有黄土高原上的人文故事与情感生活，与先秦《诗经》、汉代“乐府歌”有渊源关系。在音乐化的形式发展中，产生了信天游、小调、号子等多样形式，每一种体裁都留存有大量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作品，如《赶牲灵》《蓝花花》《三十里铺》《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上一道坡坡下一道道梁》等。在艺术手法上，保存了《诗经》时代业已形成的赋比兴的手法，因此而成为研究先秦等古典歌谣的民间文艺形式，因其独特的演唱及表演手法。尤其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革命文艺工作之需的历史机缘，使其成为抗战宣传中的有力武器，从而成为边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重要艺术形式之一。由于它的高腔演唱技巧和特殊的情感表达能力，从而为当时的歌者所喜爱，也成为后来歌者抒发高亢激昂之声的代表形式之一。陕北民歌在既往所产生的艺术价值已为大众所熟知，那些基于传统音乐手法的艺术魅力，是否能在新时代文艺语境下再次发挥其价值，如何发掘其新的学术空间与实践价值，将是当下所要面对的重点所在。对其进行活态发展的现状调研，对其予以新形式的艺术人才培养，是当前陕北民歌突破瓶颈的学术探索举措，本研究就是基于此而展开。

一、红色文艺思想的显现及发扬

纵观陕北民歌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陕北民歌的每一次重要发展时期都是基于红色文艺之需而获得突破性发展，新时代的发展应注意到这一历史经验。其红色文艺的基础是丰厚历史积淀和深厚民间风俗，仅靠这些历史资源显然不足以顺应时代之需。要想与红色革命文艺工作而予以相应的新发展，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指导下，发挥其学理特色，才是借助红色文艺力量的有效发扬策略。

从陕北民歌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获得了社会功能与价值，因其用于抗战宣传而创编了大量革命民歌，这是它们与革命结合的首次阐述。其后，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者不断从泥土中发现了陕北民歌的根源性价值，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1938年成立的“鲁艺”在教学、调研之中具体落实了陕北民歌的革命宣传价值，吕骥、安波、马可等音乐家在党中央的指引下开始搜集陕北民歌，又应革命文艺之需而再做新编，将陕北民歌赋予新文艺的力量，诞生了一批新民歌，如《东方红》《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南泥湾》《编花篮》等，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十余年的抗战时期是陕北民歌快速发挥其艺术价值的阶段。同时，也随之产生了王昆、贠恩凤等从民间走出来的歌者，陕北民歌的创编、演唱的双相协同发展，使这些挖掘、整理与创编为陕北延安革命工作之需的红色文艺新品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同时将陕北民歌推上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舞台，成为红色土地上的火热艺术形式，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 。

陕北民歌艺术在宣传抗战中发挥出的作用是与其民间文化特色与艺术生命美学的机缘密切相关的，“鲁艺”文艺工作者深知其道 ，首先注重陕北民歌所具有的鲜明艺术特色，依托于情感影响力而将其民间标识性符号再做新展，对其做了文化内涵的价值挖掘和新法发展。那个时候，“鲁艺”师生学习、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陕北民歌，民间文艺形式所具有的大众亲和力被吕骥、冼星海等人所注意到。冼星海认为，“民歌是工农群众的唯一的歌声，这些劳动歌声就是告诉了我们将来中国新兴音乐的源泉，比一切浮夸的上等音乐更可贵……”并认为只有从民歌着手，“才可以发扬民族特殊的音乐作风” 。首先将其用于延安整风运动的文艺作品之中，尤其是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陕北民歌新内容的创编逐渐显出其新价值，再以新秧歌的革命文艺新形式而推动其产生新的革命宣传之用，产生的《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南泥湾》《绣金匾》等作品以内容、形式上的双重发展，是陕北民歌革命文艺价值凸显的学理基础，将其艺术魅力、独特美感为人们所认可和赞赏的同时，也将红色文艺思想逐渐显现并做新的发扬。

在新中国建立后，陕北民歌在红色文艺思想的发展上再做新拓展，不仅依托于歌曲而继续创编外，如：取材于陕北民歌《二月里来打过春》而创作的《春节序曲》 ，是李焕之在20世纪50年代在深入领悟陕北民歌之韵律后而创作的经典之作；70年代由刘烽、关鹤岩等整理改编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工农齐武装》和《翻身道情》等五首歌曲，经杨巧演唱后迅速风靡全国；80年代涌现出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女儿歌》《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信天游》《黄土高坡》等也开拓了陕北民歌的艺术视野，并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歌者如冯建雪、贺玉堂、王向荣、白明礼等，形成了不同时代的陕北民歌艺术发展生态。

二、新时代文艺中的创新举措

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下，陕北民歌既获得了很多机遇也面临了大量挑战。一方面，陕北民歌成为舞台及各类秀场的文化艺术形式而广受欢迎，它们已成为专业高校、社会群文系统最受喜爱的音乐形式，使其在全方位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这是它被遴选为国家艺术基金艺术培养项目，是经典文化发展的学理之因，另一方面，陕北民歌在地方文化建设中也要注意新视野、新内涵、新形象的集群，而良莠不一的繁乱生态，使其在乡土文化的发展语境下亟需新的提升与引领，使其在凝聚而扩展传统经典文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求得更多的文化认同，这也是其获批国家级艺术培养项目的社会之因。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下，如何才能做好陕北民歌的传承发展，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不仅涉及到歌种的活态传承和价值显现，更涉及到创新发展的有效方式和模式探索，也是学术地探讨其发展之理的内涵所在。拟从以下实践再做深入。

（一）陕北民歌新价值需要新时代语意的新探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的传承自然获得了很好的文化环境。但在新的文化大潮中，陕北民歌的手法及其表现意义逐渐趋于简单化，也就是人们常在“秀场”见到的“飙高音”的技能，这显然是只取其表的音乐功能利用。恰恰相反，陕北民歌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下更要注意价值的深入挖掘与社会意义的不断凸显，方能显现其多重艺术蕴含的陕北民歌价值，才能借鉴既有成功经验，将陕北民歌赋予新时代的文化语意。

如何赋予，笔者认为，首先要从其本原出发，以其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乐艺术形式，大力加强陕北民歌艺术本体的技艺发展，传承老一辈艺术家的传统技艺，这是基础环节。其次是要从非遗的文化建构上对陕北民歌予以活态保护。这其中，除了要尊重民歌的传承方式，为传承人创造良好的传承环境之外，要围绕陕北民歌的发展与创新而传承陕北人文化习俗和审美意识的变迁，探索具有地方化艺术生产特质的非物质文化传承路径和模式。同时，还要注意通过音乐本体扩展，也就是加强创作有新时代风情的新陕北民歌，突破性地挖掘陕北民歌的新时代艺术价值。

（二）陕北民歌的创新意识需要新时代的艺术模式

陕北民歌是民族音乐文化特有种类，创新意识是这一艺术为老百姓喜爱的思想之表现，新时代文艺要“与时俱进”，不仅要展露其经典艺术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新需，还要融会时代新元素于其中，以创造性转化而实践新的音乐形式。这是在鲁艺时期既已获得的历史经验和成功秘诀。新时代文化语境中则要以多元融会和创新发展为特质，在民歌艺术的转化、提升方面积累了厚实的文化传统。“讲好中国故事，唱响西部精神”是陕北民歌在新时代的主题，其中民歌人才的主体精神创新至关重要。

陕北民歌是最能适应文化新模式的民间文艺形式之一，新时代文化语境为其新型发展而提供了精彩纷呈的艺术表现载体及其艺术水平。在遵循艺术发展规律本质，正确把握“声”与“音”、“声”与“情”、“自然美”和“艺术美”、民俗性展示与国际化视野、文化市场与受众审美等关系上 ，注意解决陕北艺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对陕北民歌艺术创新发展路径，丰富民歌艺术的文化内涵，扩展其专业技术与文化视野，真正建构起适应新时代要求、体现专业性和公共性的新型民歌艺术发展新模式。

（三）陕北民歌学术发扬的实践空间拓展

陕北民歌是延安鲁艺时的学术发展挖掘并促成的传统音乐形式之一，是那个时代高峰文化的形式之一，其艺术中蕴含有鲁艺学术传统。在发扬鲁艺精神中发展陕北民歌的激扬旋律，是新时代陕北民歌传统发展内涵所在，而陕北民歌同样在公共艺术实践中具有空间价值，也是新时代文化中需要传承实践价值。挖掘鲁艺“重构民族文化的大传统”和“创新艺术教育的小传统”，是新时代鲁艺发展的重点，也是历史形成的公共艺术在实践上亟需发展的空间所在和民族美育所要开展的形式。

从陕北民歌既有学术经验来看，从延安鲁艺音乐发展中所注重的实践手法，即“传统研析——田野采风——专业融通”的学术特色，是新时代文化语境下应当借鉴的发扬举措。它们是基于多维立体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新发展，注意多元一体化发展特色发掘，是建立在整体性文化观念之上的特色方法之发展。安波等专家专题的研究，王昆、杨巧等歌唱家的技术，以及如今的国家级的艺术培养项目的学术视野扩展，是在将专题、专业、专技融合而发展。这将会使陕北民歌从其流传的区域如绥德、安塞、延川等域内文化而逐渐为局外人所欣赏，以实地的采风考察而深入陕北民歌的艺术范围，以多样的表现形式而探索开放性的艺术平台，以综合艺术的融会而进行多元化艺术表现力的显现。

三、新时代文艺中的文化根本

陕北民歌的多元化特色挖掘，一要注意专业理论性提升，融入《民族音乐学》《音乐地理学》《民歌色彩区特征》等音乐学理论；二要注意陕北文化理论的融会，如《陕北历史与文化》《陕北民歌与陕北方言》《陕北民间音乐》等地方文化知识的学习；三要注意专业演唱技能技术的训练，综合运用《汉族民歌润腔》《陕北民歌演唱技巧》《民歌演唱实践》等专业技能，还要增加了艺术交流、实践展示等环节，强化陕北民歌的技术与艺术的综合，培养艺术发展的创新精神，提升民歌艺术的综合魅力。

此外，还要挖掘鲁迅艺术学院既往的历史经验与地方文化资源优势，创编出像《米脂婆姨绥德汉》等现代戏剧的形式，从而培养和营造陕北民歌观赏的现场情境，增强艺术显现的新时代文化的品牌感召力和聚合力。在物化载体上，陕北民歌要注意借力延安这一中国革命圣地为基础，从其即有的革命文艺成功经验中伸展开来，借鉴刘烽、关鹤岩等人在70年代的发展经验。要以延安的革命文化所促成的陕北民歌的红色文化的基因，所衍生的《黄河大合唱》《延安颂》《南泥湾》等红色经典音乐作品等为文化资源，挖掘其中的新时代文化表现中的丰厚红色文化内涵，将陕北民歌的红色文化基因以新时代文化所需的样态而传承、创新，挖掘其艺术教育价值理念和精神传统，进而展现陕北民歌的优势文化新价值。

在新时代语境下，陕北民歌要引入多方关注，挖掘资源优势，使其更加引人瞩目。在国家级“非遗”和国家级艺术培养项目的资助下，不仅注意陕北民歌传承人的培养，扩展其演唱技艺与艺术修养，除了要从贠恩凤、冯建雪、王向荣等老一辈的艺术家那里传承传统技艺，也要向邹文琴、廖昌永、王宏伟、雷佳、龚琳娜等学术性歌者那里寻得现代声乐技术，还要向王二妮、杜鹏鹏、郝亮亮、贺国丰、李先锋等新一代歌者那里融入新法，再引入民族音乐理论家如乔建中、田青、赵塔里木等在学术研究上的解读，最终对陕北民歌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下的传承发展给予综合考量。这些正是国家艺术基金培养项目“陕北民歌艺术人才培养”之所想，之所为，之所探。

在新时代语境下，陕北民歌要从专业院校和科研院所所在传承基地出发，挖掘弘扬陕北民歌参与的戏份越来越多，大型的陕北民歌比赛和演出越来越多，陕北民歌为题材的各类艺术形式如民歌合唱、民族器乐、管弦乐等逐渐增多。陕北民歌的表演平台越来越高，不仅中央电视台等国内顶级媒体上有其身影，第四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春季世界音乐节，陕北民歌在这其中不断展现其艺术形象，扩大其艺术影响。再加强歌集与理论著述的出版，如《陕北民歌精选》《陕北民歌通论》《陕北民歌研究论文集》《陕北民歌艺术生态》等，进而以内外相结合的形式而推动陕北民歌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结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批示中所言，用延安大学鲁艺人的初心“弘扬延安精神，勇于改革创新，把这所具有光荣历史的大学办得更有特色、更有水平”的积极尝试，陕北民歌在传承陕北文化血脉和延安鲁艺教育传统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价值，具有红色文化基因及其特色，在不同时期都以此而获得不断发展的突破；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中，陕北民歌艺术需要其形象重构，才能增强其新的影响力与新的文化创造力，提高陕北民歌的内在涵养，从实践中探索陕北民歌发展的新样态，这是多次的实践调研而获得直观感受。在其实践发展之中，从本原做起，紧抓音乐本体技艺之擅长，不断提高民歌艺术的专业水准，还要将陕北民歌引入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之中，顺应新时代审美的形式所需。陕北民歌的发展中要注意人为的要素，以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为中心，扩大艺术人才培养范围，以此附加新时代传承鲁艺文化精神之所依，将陕北民歌手的艺术发展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途径之一，以人为本地加强民歌艺术实践的发展实际。如今，陕北民歌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博物馆，这是同类民歌中的率先之举；在民俗馆、历史观、文化馆等处也设置了应有展位，人民群众随处可以参与到陕北民歌的艺术演绎、研读之中，这些硬件设施的完善是其表。依托新时代文化语境所赋予的外部环境之利，还要将软件内涵建设作为发展的艺术动力之其里。从而使陕北民歌真正适应并融于新时代文化之中，加强思想认识的推进，再行艺术创新和演绎实践的深入，从而贯通多级文化的形式。陕北民歌是民间文艺，自然要回到民间，不能仅靠大舞台上的昙花一现或名家亮相的偶然创举，“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延安鲁艺时期发展陕北民歌的成功经验 。陕北民歌需要强大坚实的人民文化土壤而来持续滋养，方能在多元审美的新时代文化中持续创新显现。

本文系2024年度榆林市社科研究项目“新时代陕北民歌传承与发展研究”（2024HZ0998）；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陕北民歌艺术人才培养”的研究成果。

注释：

[1]李星棋、谷嫦瑜：《新时代延安文艺再出发》，《延安日报》2022年5月23日第2版。

[2]乔建中：《“鲁艺”民歌采集运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音乐研究》2018年第3期，第16—21页。

[3]冼星海：《民歌研究》，《冼星海全集（第一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6页。

[4]罗建新：《〈春节序曲〉和它的作者》，《乐器》1994年第2期，第46页。

[5]武文华：《携艺术哲学之思，定批评意识之维，感音声的性灵之韵——谈在陕北民歌艺术审美过程中“双重视角”的构建问题》，《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23年第2期，第103—107 页。

[6]张鲁：《峥嵘岁月的歌——忆“鲁艺”河防将士访问团》，《音乐研究》2001年第2期，第3—9页。

曹 云 西安文理学院副教授

王安潮 博士后，滁州学院特聘教授，西安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