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郑国渠流淌千年。

位于今天陕西省泾阳县西北25公里的泾河北岸，即今王桥镇的船头村西，正是郑国渠的渠首位置。两千多年前，从这里，秦国开始了在关中地区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的恢宏伟业，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西引泾水，东注洛水，绵延300余里，成为穿越关中的一条大动脉。而在此后的岁月长河里，郑国渠始终汩汩奔流，历代王朝都纷纷在郑国渠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拓展：汉代的白公渠，唐代的三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通济渠，清代的龙洞渠。“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条绵延两千多年的水脉，尽管在时空的节点上有着不同的称谓，但任何一个驻足者都应该对它的起点做出历史的回望。郑国渠，是这条千年长渠最初的名字，这个名字，于2016年被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它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更和一段波谲云诡的战国历史搅动在一起，成为书写在关中大地上的一个特别的文化符号。

还是让我们沿着被岁月漫漶的郑国渠渠首，重返当时的秦国吧。事实上，郑国渠并不是秦国最早的水利工程，秦国从黄土高原上发端，在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以强盛的国力和锐利的兵锋开疆拓土，尤其是在用兵巴蜀之后，更是让蜀地和关中一起成为秦国统一天下的战略后方，公元前256年，当秦国蜀郡郡守李冰父子建成旷世工程——都江堰，秦国实际已经在成都平原的“水塔”之上，截断奔腾的岷江，控灌了整个成都平原及龙泉山以东的广大丘陵地区。

那么彼时，作为八百里秦川的核心——关中平原，对水利工程又是怎样的一种需求呢？事实上，拥有渭河、泾河的关中平原，降水量稀少，由于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使得关中平原十年有九旱，加之渭河河床南高而北低，每次泛滥北岸都是重灾区，日久天长水中杂垢不断淤积，形成了大片的“泽卤之地”，这些盐碱地对于关中农业而言无疑是“鸡肋”，它们既不能耕种，也无法渔猎，只能任其荒芜。当然，渭河北岸尚有一线“生机”，那就是泾河，它是关中八水中仅次于渭河的第二大河，这条卷带着大量泥沙的河流和渭河交汇时，就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景象。而解决渭北问题的关键，便是需要凿通一条水渠，由于渭北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如能向东凿渠引出泾水，则可让泾河改道东流，从而灌溉渭北的大片“泽卤之地”。

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这位少年王者虽未亲政，国政皆由仲父吕不韦把持，但秦国先祖所奠定的五百年基业，正在不断坚定着这个王朝横扫六合的决心，与此同时，秦国自商鞅以来就施行的“农战”国策，更是让这个王朝将发展农业视为增强国力的重要举措。由此，在渭北平原，一项和当年都江堰规模相当的水利工程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是一条水渠，渠首设在陕西泾阳西北的谷口，正是从这里，泾河被豁开了一道口子，向东冲出群山进入平原，这项水利工程的计划是，从谷口一路向东，横穿冶峪水、清峪水，尔后汇纳浊峪水，再往东北注入洛水。

令人不解的是，提出这个方案的人并不是饱受干旱之苦的秦国人，而是一个风尘仆仆赶来的名叫郑国的韩国人。作为一位来自秦国邻国的水利专家，他在此前早已用大量时间踏遍了关中山川河流，并对地理形势进行了细致的勘测。当他最终决定在泾河流经仲山（今陕西泾阳西）与宗山（今陕西礼泉东）一段峡谷东侧的谷口引水向东，这位夙兴夜寐的水工一刻都没有停歇，很快，一项旨在解决渭北平原水旱问题的水利工程图便平摊在了秦王嬴政面前。

对于这个热情高涨的献图者，秦王和丞相吕不韦大为赞赏，认为此渠建成，不仅渭北旱情可解，同时也必将在关中形成一座“天下粮仓”，于是当即任命郑国为这项水利工程的“总工”，韩国水工郑国，就这样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投入了秦国引水东调的洪流之中。

这条渠的开掘，堪称规模空前。从挖掘的难度看，它需要沿北山南麓自西向东，沿途开挖长达三百余里的干渠，这个长度，是都江堰干渠的两倍还多；至于投入的人力物力更是不可胜数，从开工之日起，这里的锤凿声就不绝于耳，数以百万计的民工被征募到这里，采石筑堰，挖土掘泥，一片繁忙。而郑国的设计方案显然是高明的，他充分利用了渭北平原西北高而东南低的特点，为了保障水源，他还创造性地采用了“横绝”技术，使得这条依山穿行的长渠有效地拦截并融汇沿途的清峪河等诸多河流，从而让干渠的水源丰沛充盈，按《水经注·沮水》的说法，就是这条秦地长渠“绝冶谷水”“绝清水”“与沮水合”，将沿途与渠道交叉的大小河流统统照单全收，全部纳入干渠汩汩奔腾的水流之中。而考量干渠的行经线路，学者赵荣、秦建明更是认为，它“沿着北山南麓，自西向东，修建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这样布置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进行自流灌溉。于是北山以南，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以西范围内的大部分平原都在其控制之下”。在一派繁忙的工地现场，水工郑国和秦国的建渠大军一起风餐露宿，挥汗如雨，但号声不绝的秦人又多少有些不解：这个从韩国赶来的水工，不在自己的国家出力出汗，却在秦国的土地上乐此不疲，不仅献出了解决关中旱情堪称高妙的设计方案，还跟着他们一起泥一脚水一脚地一干就是数年光景，究竟图的是什么？

答案是在工程进行到一大半的时候，以一封密信的形式出现的。这封密信，如同一把透着寒光的匕首，冰冷而刺目地摆放在彼时已经亲政的秦王嬴政面前。排除了吕不韦这个自己亲政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嬴政长舒一口气，来自演兵场的呐喊之声和渭北长渠的开凿之声，都让他振奋，他相信，一个兵，一个农，就是他横扫天下的利器，就是他称雄海内的底气！然而，这封密信却用一串充满揶揄的文字告诉他：负责设计并筹划渭北水利工程的水工郑国，其实是韩国派来的奸细！修渠不是为了强秦，而是图谋消耗秦国！

密告确实是属实的。作为秦国的近邻，韩国国小势弱。面对着因商鞅变法和范雎“远交近攻”策略而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韩桓惠王有如惊弓之鸟，坐卧不安，深感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都很难与强秦抗衡。为了转移秦国攻伐的目标，使其无暇东顾，韩桓惠王和他的一班大臣们设计了一条让秦王兴修水利劳民伤财的疲秦之计，意图让这个危险的邻居无力发动兼并战争。主意一定，韩桓惠王马上挑选了有着丰富经验的水工郑国来执行这个阴险的计划，这才有了此后水工郑国考察秦地山川河流并献图建渠的举措。刚刚即位的秦王哪知是计，对这项工程和提出这项工程的人都寄予了厚望，彼时他需要的只是速度，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政治阴谋。

而接下来的事实却证明了韩王的愚蠢。在政治缠斗中逐渐成熟起来的秦王嬴政，凭着自身巨大的威慑力和感召力，最终让心怀叵测的间谍成了忠心效命于他的水工。当秦王初闻密告，顿时火起，欲杀郑国而后快，但郑国却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郑国毫不隐讳，自己正是韩国派来的间谍，当初来到秦国确实是奉了韩王之命，但他修的这条渠，对韩国而言不过是让其苟延残喘几年，对于秦国而言，却功在千秋！正因如此，郑国恳请秦王让他将工程进行到底，然后再将他治罪。

嬴政到底是一位有着远见卓识的君主，一番思忖之后，他将告密之人腰斩于市，而作为一个政治伎俩的直接参与者，郑国不但没被治罪，反而更加受到信任，继续进行着这项泽惠后世的工程，历时十年，终于水到渠成。为了纪念水工郑国，这条绵延三百余里的水利工程被秦王嬴政命名为“郑国渠”。昏庸的韩桓惠王不会想到，一条拙劣的疲秦之计最终却使秦国更加强大。有了这条水渠，南流诸水被拦腰截断，给渠道增添了丰富的水源；有了这条水渠，让“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泾河，以含有大量腐殖质和矿物质的泥沙淤盖农田，使渠南的河道变成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还是因为有了这条水渠，灌溉了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时有民谣唱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亩收一钟是什么概念？在古代，一钟，即六斛四斗，当为现在的2.19市石，据此换算成今制，大约每亩产量约为600斤。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已然是战国时代关东诸国的4倍还多，它不仅可以满足三分之一秦人的口粮，还可供应一支60万的作战大军，正是郑国渠灌区巨大的粮仓作用，最终让“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一旦天真逐水流，虎争龙战为诸侯。

子真独有烟霞趣，谷口耕锄到白头。

—胡曾《谷口》

这首《谷口》，为晚唐诗人胡曾所作。胡曾以《咏史诗》著称，共留存150首，都是七绝，每首诗他都以地名为题，评咏当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首诗正是其身处谷口的怀古之作。

从一个身负疲秦使命的间谍，到担当强秦大任的水工，郑国完成的是一次生命的嬗变。作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自己也许不会想到，这项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水利工程，会从此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并源源不断奔流千年！

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始皇扫灭六国、荡平天下的伟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条给秦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发展的水渠，正是这条中国古代最大的灌溉渠道，使秦国从经济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战争准备。就在郑国渠竣工后的第五年，秦军浩荡东进，直逼韩国。韩国灭亡在自己设定的阴谋里，郑国渠，成了一条冲溃韩王自己家门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