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嗣不育”的蜚语

熙宁三年（1070）二月，判大名府的三朝元老、前宰相韩琦上疏请罢青苗法，此后，北宋的都城汴梁开封发生了一连串充满疑问的风波。

首先是暮春时节的东京城里，王安石和司马光往来书信的誊抄件忽然出现了。

王安石是参知政事，为主持刚刚开始没多久的熙宁变法的副宰相；司马光是翰林学士，属于两制重臣。二人是当年“嘉祐四友”团体中的两位密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一引《林希野史》云：

初，司马光贻书王安石，阙下争传之。……民间又伪为光一书，诋安石尤甚，而其辞鄙俚。上闻之，谓左右曰：“此决非光所为。”

如此，则神宗皇帝丝毫没有怀疑民间流传的伪书与司马光有关。然而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前一卷中，所记载却完全相反，在四月的一次经筵中，神宗皇帝直接质问司马光，且措辞微妙：

有诈为谤书，动摇军众，且曰“天不祐陛下，致圣嗣不育”。或云卿所上书……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

“天不祐陛下，致圣嗣不育”显然属于指斥乘舆的大逆不道之诅咒。按《宋会要辑稿·帝系一》，赵顼长子为成王赵佾，熙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闰十一月六日薨。换言之，生下仅十余日便早殇夭折，故曰圣嗣不育。这是去年年底的事情，到现在还不过四五个月而已。

按皇帝的说法，这大不恭的流言已经到了“动摇军众”的程度，说明不仅仅是在街衢酒肆里流播，甚至连京师禁军间也开始有这类蜚语。性质固然极其严重，但神宗仍然没有理由去怀疑他的翰林学士，而似乎是要向司马光打探，看他是否知道一些关于流言诅咒的消息。

假如联系到此前，二月十一日（壬申）司马光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之事，则似乎四月时神宗皇帝对司马光的这一番质问就事出有因。当时司马光恳辞枢密副使之职不拜，韩琦就写信给文彦博，让文彦博代为转交给司马光，想劝其接受执政之位：

方光力辞，韩琦亟走，书文彦博请勉之云：“主上倚重膺之，庶几行道，道不行，然后去之可也。”彦博以琦书示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

必须注意到的是，此时距离韩琦于二月初一请罢青苗法，王安石于初二日在御前力辩、初三日称病居家、初四日请辞参知政事，仅仅过去几天。就在王安石累章乞罢副相，并且青苗法乃至整个变法遇到巨大危机时，朝廷却发布了旧党司马光任枢密副使的诏令！

这是极不寻常的一件事。神宗有何理由在此时任命司马光为执政呢？司马光已经明确反对变法，当此新法摇摇欲坠之际，这一任命又难道能起到任何弥缝“新旧两党”，以定“国是”的作用吗？显然是毫无可能的。是否可以大胆揣测，这次对司马光的任命，也是来自“旧党”大臣的某种施压呢？因此，才会有四月经筵时君臣那番剑拔弩张的对话。

“赵鞅举甲”的流言

在首相曾公亮的暗中助力下，王安石终于在二月二十一日（壬午）重新赴朝视事，并且扭转了整个局面，使得本已准备放弃青苗法的天子重新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三月初四（乙未），王安石奏请明发诏令，逐一申明青苗法意。王安石甚至代表制置三司条例司，亲自书写奏疏，对此番反对青苗法的大臣，如元老韩琦、御史中丞吕公著、翰林学士司马光、范镇、台谏孙觉、李常、程颢、张戬等，针对他们的主要观点，逐一进行批判、反驳。更重要的是，将驳斥韩琦等人的文字雕版印刷，发往各地州府。

三月初五（丙申），就在王安石亲笔批驳韩琦等，并令“镂板行下”的次日，御史台的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和谏院的右正言孙觉、李常四人，分别上了四道弹章奏疏请罢废新法，甚至弹劾到了副相王安石个人。

由于皇帝没有回应，三月十一日（壬寅），孙觉上殿奏对。他说：

条例司驳韩琦疏，镂板行下，非陛下所以待勋旧大臣意。赖韩琦朴忠，固无他虑，设当唐末、五代，藩镇强盛时，岂不为国生事乎！

北京大名府乃河北路治所，旧为天雄军藩镇，历来是京师北面的最要害之处。孙觉也并非普通谏官，而是兼任着“修起居注”的左右史之职，极其清贵，几同知制诰一般重要，人呼为“小侍从”，非科举进士高等、制科出身，且有才名声望者，通常很难得到这一差遣。但这样的天子近臣却说出了近乎恐吓皇帝的“危言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