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普及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何普及经典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化最核心、最经典的文化内容，自古以来就是施行教化的重要载体。《诗大序》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它表明诗歌在培养美德、陶冶性情、熏陶美感、改良风气等方面作用非凡，正因如此，“诗教”历来备受重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传统文化研究全面复苏，古典诗词的普及工作随即进入一个生机盎然的高光阶段。以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1983）为嚆矢的“鉴赏”浪潮风起云涌，一大批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学者在各出版社的组织下分工协作，撰写了数量庞大的赏析文章，纂辑为一系列“鉴赏辞典”，至今依然影响深远。此外个人撰作的鉴赏类读物也层出不穷，例如施蛰存的《唐诗百话》、刘逸生的《唐诗小札》，还有更加通俗的《唐诗故事》《宋词故事》等等，一同推波助澜，催生出一段持续近十年的诗词鉴赏热潮。

冲破“不可能三角”

那个时代与诗词一起“普及”进千家万户的，还有全新的传播媒介：电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古典诗词、大众传播与电视，三者之间似乎是一个“不可能三角”：诗词的普及和传播，通常选择书刊而不是电视；登上荧屏的诗词节目凤毛麟角，往往只是课堂的移植，难以摆脱“听课感”，表现手段单调，受众范围狭窄；面向大众的电视节目要考虑娱乐性和收视率，曲高和寡的诗词内容绝非上选。因此，在固有的经验里，一边厢是“歌管楼台声细细”，一边厢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古典诗词跟电视综艺之间仿佛隔着一道厚厚的“次元壁”。201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中国诗词大会》，以诗词为内核，以综艺为形式，破“壁”而出，动摇了这个“不可能三角”。至今这档文化综艺类的电视节目已经连续播出了九季，走过了十个年头，在同类节目中实属长寿。长红的收视率证明了古典诗词可以“赋能”电视综艺，而电视综艺也能给诗词搭建一座有效的普及平台。

《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从大背景说，得益于近年来的“国学热”以及推进文化自信的国家战略的支撑，由政策导向和民众需求合力推毂；就节目本身而言，则有赖于它抓住Z世代观众的观看心理，设计了一套新鲜、好玩、富于参与感的诗词普及方案。作为参加了全部九季节目的编创成员，我认为方案的核心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素：模式的游戏化、知识的视觉化、诗境的沉浸化。

受到短视频和电子游戏的影响，当下综艺观众更乐于接受那些形式新颖、节奏快速、内容更接地气的节目，相比于获取知识，更加重视观赏体验；古典诗词的特性却刚好相反，生长于“从前慢”的“远方”，自带“高冷气质”，仿佛与游戏天然绝缘。然而荷兰史家赫伊津哈在他的名著《游戏的人》中，揭出了西方诗歌与游戏的共生、同质关系，他说：“诗，在其原始的文化生成习性上，毫无疑问源于游戏并生成为游戏——神圣的游戏；然而，甚至在其神圣性上，他也总是接近无拘无束、愉悦和欢闹。”反顾中国诗史，早在《诗经》里就收录了许多产生于宴享、游乐的诗篇；而古人由于交流或娱乐之需，也发明了许多诗词游戏，包括唱和、联句、诗钟这类创作型游戏，以及飞花令、猜诗谜这类娱乐型游戏。可见诗词的游戏化其来有自，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做到既能传播诗词的深厚意蕴，又能让大众喜闻乐见。破局之途，实为不易。

节目不是语文课堂

在《中国诗词大会》策划之初，节目组便立下一个原则：不能把节目做成语文课堂的翻版。因此从“顶层设计”开始，就确定采用最经典、最经济的综艺模式——擂台赛。游戏化的闯关模式能够制造悬念，角逐对抗容易带来戏剧效果，吸引观众的注意和跟随，还可以开放场外答题，增加其参与度，保障收视率。诗词蕴含的丰厚知识化身为一道又一道“关卡”，选手像玩闯关游戏一样，不停“打怪升级”，既轻松又紧张。根据规则，选手需先从“百人团”中杀出重围，与场上其他选手经过十期较量，方能问鼎赛季锦标。选手答题和嘉宾解读的过程中，作为内容核心的诗词逐一被诠释、演绎和传诵，在游戏中达成普及的目的。

环节设置上，我们借鉴古人的诗词游戏，设计出看图猜诗句、诗词接龙、线索题等趣味横生的题型。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飞花令”，在限定时间内说出含有给定字眼的一联诗，非常考验选手的记忆力和应变力，输赢立判，紧张刺激，以至于成为现在各地诗词比赛的常备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