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迟到的祭文。

记得2023年5月27日，从老友雪村的朋友圈里，得知姜德明叔叔前一天上午驾鹤远行的消息时，正值我从医院输液归来。躺在床上连说话都没有力气的我，脑海里却是翻江倒海，排浪击岸。初闻噩耗的悲痛，使多少年来的往事带着岁月沉淀后的亲切、鲜活和我心底的钦敬、感激，桩桩件件在眼前，在心头，明亮而清晰。

姜德明叔叔是著名的藏书家、散文家和编辑出版家，1929年出生于天津，1951年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即进入《人民日报》从事编辑工作，后担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直至退休。叔叔是我父亲臧克家的老朋友，他们一位是作者，一位是编辑，两人的友情好似注定缘于稿件。德明叔叔在《怀念臧克家》一文中，曾这样回忆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的情景：“1956年10月，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克家先生为《人民日报》副刊写了一篇长文《鲁迅写的纪念文章》。文章要用，却嫌引文过多，要请他做些删节。为了郑重，当时文艺部的领导袁水拍同志派我去当面求教。临行前，水拍同志一再教我怎样缓和口气，谦虚谨慎，不要引起对方的不快。因此，我是小心翼翼地叩开了那小院的大门。没想到一见面他就拉住我的手不放，原来这是位热情如火的长者。他爽快地答应修改文章，乐呵呵地跟我说：‘咱们是邻居，你们那个大院，我知道。’从此，我们结识了，建立了几十年不断的友谊，却又是那种不常见面的君子之交。偶尔去他后来住的赵堂子胡同家拜年，他总是送客到大门外，并指点我看他新贴的大红春联。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每年都亲撰春联，贴在大门上，给过往行人带来吉祥。”由于叔叔当时落脚在贡院东街的人民日报宿舍，距我家所住的建国门内笔管胡同8号的出版总署宿舍咫尺之遥，因此他又被我父亲称为“好邻居”。如叔叔所言，他们从此书信往还、欢聚畅谈长达五十载，成为父亲信中形容的“没有一点矛盾，只有友情，这是难得的，值得珍重、珍惜”的友人。

父亲和德明叔叔都是山东人。父亲长叔叔24岁，因此说他们是忘年交也不为过。叔叔读中学时，我父亲已有诗集问世。尚是中学生的叔叔先是读到了我父亲的诗集《泥土的歌》，后来又在天津天祥商场二楼旧书摊买到了父亲的第一本诗集《烙印》，非常喜欢。此后欲罢不能，到处找寻父亲别的集子，一直买到星群出版公司的《泥土的歌》（方型本）以及森林诗丛……在《文艺春秋》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我父亲的西装半身照。父亲“面目清瘦，仪表潇洒，只是眼神略显忧郁”的形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记忆一直清晰地保留到他的晚年。叔叔曾在1990年9月2日的来信中充满情感地写道：“我当时即感到你是一位泥土诗人，热情的诗人，不老的诗人。我从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包括勤奋和永远不满足。”由于叔叔接触和搜集到的现代文学作品很广泛，因此对我父亲早期的文学创作有较全面的了解，对于人们不太熟知的我父亲的小说创作，他曾几次在信里提到：“还有小说，我原以为皆写于抗战和胜利之后，近始弄清战前已有小说发表，是我少见了。”对于我父亲这位诗人的小说创作的关注，这在一般读者和朋友里，还是很少见的。叔叔对父亲的散文更是有所偏爱：“近来连续读你的佳作，从闻一多到老舍，从主席的诗词，到给香港文汇报的纪念文章……我都一一细读了。我忽然有个联想，就像我在抗战胜利后在中学读你连续发表的小说一样，那时你不仅写诗，也是一个小说家；现在呢，既写诗，又是一个散文家了！那时是‘小说热’，现在是不是‘散文热’呢？愿你这‘散文热’也传染到《战地》来，我等着你的新稿。记得当面也曾对你说过，写陈老总的那篇也是很好的，上海文艺那篇也好……这样说来，似乎我更喜欢你的散文了。诗人臧克家听了可能要不太高兴了吧？一笑。”父亲在1992年3月21日的回信中立即做了回应：“近些年，散文兴盛起来了，这是好事。散文，有学术的，叙述性的，抒情性的，各自不同。……散文也要精美，不能散散漫漫，松松垮垮。说到我自己，这些年，我写散文甚多，诗产则大少。我以散文抒写诗情，要求：含蓄、隽永，以细节表现人物情态及性格。不论写什么，须得对所写的积得厚，在心中酝酿久久，感情来时，然后下笔，使文章有点个人风采，最不喜欢一般化。总之，我写散文，第一要注意它的现实性（写人物，写有关人民生活的事件……）。有时写点风景，但其中也含有思想性。再就是它的抒情性。第三注意文字的精炼，质朴，真实，叫读者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我写散文，不少是揭露不合理现象的，替‘寒士’抱不平，替人民说话，笔锋尖锐，带有真实的浓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