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辟邪求吉、崇尚祥瑞的传统。其由来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那时科学尚不发达，先民们在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灾变或异常现象，譬如天体运行中发生的日食、月蚀、流星坠落，气象变化引起雷电风雨雪霜的肆虐，大人小孩患了某种疾病，或遭遇了旱灾、水灾、火灾以及其他灾难之类，为了预防和避免厄运降临，而采取了设祭禳灾、或祈神求福等各种辟邪活动。农业生产祈求五谷丰登，商贸活动盼望财源茂盛，婚丧嫁娶希望吉祥和顺，出门远行祝愿一路平安，逢年过节企盼祈福得吉……这一切也都和重视祥瑞与辟邪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先民们由于认识的局限，创生出多种辟邪的仪式、符咒、器物，试图影响或左右那些非人间力量所能控制的东西，以求生活的平安顺畅、得福免凶。正如有的学者所论：“从科学的物质的角度而言，这些努力无疑毫无用处；但从精神与心理的层面来说，这又具有一定的作用。”客观地看，辟邪活动起的作用主要是某种精神性的转换，以满足人们心理上的某种期盼和愿望。辟邪活动作为古代人们企图消灾避祸、驱魔逐邪、改变厄运、求吉祈福的一种特殊行为，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并由此而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辟邪仪式和辟邪习俗。这是原始思维创生的一种生存模式，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智慧。古代的辟邪活动虽然大都具有迷信色彩，但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展示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正是由于辟邪活动的这种功能和作用，在古代人们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而悠久的习俗。这种中国式的辟邪习俗和吉祥文化传统，不仅在汉族中十分盛行，在其他少数民族中也都有各具特色的传承，从远古流传至今仍绵绵不绝，我们在现代生活中仍经常能看到其流风余韵，堪称是中国各民族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汉代非常重视吉祥文化，逢年过节和日常生活中都会举行不同形式的辟邪活动，上至朝廷下至民间都不例外，文献记载皇室有“大傩”驱疫仪式，要举行方相氏驱疫之类的活动，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浓郁的辟邪意识在汉代丧葬礼仪中也有重要的体现，并成为墓葬画像中一个表现主题。从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资料来看，几乎每一座汉画墓葬中都能看到辟邪的画面，此类画像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表现形式丰富多样，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汉代人们辟邪意识的强烈。从表现形式上看，有的辟邪画面比较单纯和简洁，有的则穿插组合在大型画面之中；有的表达了直截了当的含义，有的则采用了象征与比喻联想的手法；总的来看，辟邪画像大都具有寓意鲜明的特点。汉代画像中的辟邪主题，从内涵和意蕴方面分析，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辟邪驱疫，保祐平安；二是镇鬼辟魔，驱除鬼魅；三是禳除灾害，消灾解难；四是祈福求吉，崇尚祥瑞。这几个方面在表现主题上各有特色，但又常常相互交融。

先说辟邪驱疫，保祐平安。这是汉代辟邪意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汉代画像中表现甚多，有很多比较常见的画面都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内容。辟邪驱疫的观念，先秦时期即已有之。譬如方相氏驱疫和举行“大傩”之类的活动，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周礼·夏官·方相氏》就有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匛，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注疏说方相氏蒙熊皮之类的夸张打扮，其意就是“惊驱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时难”就是“四时作方相氏以难却凶恶也”，校勘说“难”是“傩”的简写，可知“时难”也就是四时举行“傩仪”活动之意。这种举行傩仪迎神逐疫的风俗，在先秦时期上至贵族下至民间都是非常流行的。汉代依然盛行“大傩”活动，《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驱疫。……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宂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当时的朝廷大臣和皇帝都要参加这种逐疫活动。